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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主編談《劍橋中國文學史》

來源:譯研網 作者:時間:2013-08-24 15: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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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出版的竇士鏞《歷朝文學史》是如今發現的最早的國人書寫的中國文學史,但英國人翟理思(Herbert Allen Giles)所著《中國文學史》于1901年出版,更早竇氏5年。從左至右依次為:(英)翟理思《中國文學史》、(日)吉川幸次郎《中國文學史》、胡適《白話文學史》、(日)前野直彬《中國文學史》。

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宇文所安是《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上卷主編,耶魯大學東亞系教授孫康宜負責下卷。這幾年,他們倆均在不同場合介紹了這部文學史的編纂進程,這也讓整個華語世界的文學史研究者好奇,這部由海外尤其是以北美學者主導的中國文學史將是一部怎么樣的文學史?它會有哪些創新或者突破?

在接受早報記者專訪時,孫康宜教授強調《劍橋中國文學史》不再以傳統的“文類”分野來機械地探討一個文本, 而是把文本視為“文學文化”中一個有機的成分。作者之一、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田曉菲教授對早報記者說:“任何一部文學史,尤其是一部好的文學史,一定也得是‘文學文化’史。就拿我寫的那個時期(注:東晉到初唐)來說,是手抄本文化時代,是宮廷文化時代,要了解那個時期得首先知道手抄本文化和宮廷文化都意味著什么。不知道這些個基本的東西而去談那個時期的文學,就會犯一些違背基本歷史常識的錯誤?!?

為西方讀者提供

基本敘述背景

東方早報:《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作者基本上都是在海外生活的中國學者或者海外漢學家,并沒有召集中國大陸和臺灣、香港的學者,這是一個怎樣的選擇?

孫康宜:這絕不是有意的偏見,而是基于實際需要的配合?!秳蛑袊膶W史》的最初構想是由英國劍橋大學出版社(CUP)文學部主編 Linda Bree 于2003年底直接向我和哈佛大學的宇文所安教授提出的。當時美國的哥倫比亞大學出版社剛(于2001年)出版了一部大部頭的、以文類為基礎的中國文學史。同時,荷蘭的布瑞爾公司(Brill)也正在計劃出版一部更龐大的多卷本。就在這個時候,我和宇文所安以及幾位海外漢學者也正在考慮著手為西方讀者重寫中國文學史, 而碰巧劍橋大學出版社來邀請我們出版一部具有“特殊性” 的 《劍橋中國文學史》。既然我們的研究方向與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理想和目標不謀而合,我們很自然就邀請我們原來已計劃好的“合作者”(他們大多是在美國執教的漢學家,除了賀麥曉是英國倫敦大學的教授)來分別寫各個章節。所以,我們從來也沒考慮過作者的國籍問題。此外,這是一部用英文寫的文學史,每個作者負責的篇幅又長,而且交稿期限也很緊迫,所以我們也不便去重新召集中國大陸和臺灣、香港的學者。

東方早報:《劍橋中國文學史》的讀者是西方普通英語讀者,這對你們在寫作時有何障礙?

孫康宜:從狹義的方面來說,“西方普通英語讀者”主要指研究領域之外的那些讀者,如何為他們提供一個基本的敘述背景,以使他們在讀完之后,還希望進一步獲得更多的有關中國文學和文化的知識,應當是我們的目標和挑戰。話又說回來,我們所謂“普通讀者”并沒排除在歐美世界研究中國文學的讀者。

宇文所安:針對普通英語讀者而寫,有其難處和限制,這里的挑戰正在于把這些限制轉化為有趣的新的可能性。如果是面向中國讀者或者面向專業領域讀者,我會寫得很不一樣。比如寫到唐詩,我會一個詩人接著一個詩人地來寫,并且給出每一位詩人的背景。但一個普通英語讀者可能才讀了二三十個詩人就會對這種寫法感到厭倦。把詩人們的生平與作品融入更大的“文學文化”中來講述,會更容易保持讀者的興趣。

多種體例書寫

東方早報:你們把《劍橋中國文學史》定位為一部“文學文化史”,能否先給“文學文化史”做一個定義?

孫康宜:英文版《劍橋中國文學史》的編撰和寫作是完全針對西方的英語讀者的,因而所謂的“文學史定位”也自然以西方的文學環境為主。從前1960年代和1970年代所盛行的結構主義,主要注重的是分析文本的內容,以及個別讀者和閱讀文本之間的關系。但在那以后,學院派漸漸有一個明顯的變化——那就是,文本的意義必須從文化的廣大框架中來看,于是問題就變得比較多面化,也走向“外向化”。目前大家所關心的問題是:一個文本是如何產生的?它是如何被接受的?在同一個時代里,這個文本和其他文本又有什么關系?諸如此類的問題自然就使“文學史”的撰寫變得更像“文學文化史”了。

宇文所安:“文學文化”是一種把文學作品置于文本生成及相關制度的更大語境中的方式,它能夠展現各種文體之間的聯系。這一寫法并非“西方”,傅璇琮和賈晉華在《唐五代文學編年史》中就已經開啟了這種可能性。他們的著作讓我們看到在一個特定時段內發生的各種不同的事情。

東方早報:《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作者有很多位,是否可以這么理解,通過這些作者的視角重新定義何為經典,哪些作品可以進入文學史?

孫康宜:文學中“何為經典”、“哪些作品可以進入文學史”絕不是某個人的主觀意見可以決定。例如,現代的讀者總以為明朝流行的主要文類是長篇通俗小說,如《三國演義》、《水滸傳》、《西游記》、《金瓶梅》等等,但事實上,如果我們去認真閱讀那個時代各種文學文化的作品,就會發現當時小說并不那么重要 (至少還沒變得那么重要),主要還是以詩文為主。小說之所以變得那么有名,是后來的讀者們喜歡上那種文體,并將之提攜為經典作品。

所以應當說,撰寫 《劍橋中國文學史》的幾位作者都很關注“何為經典,哪些作品可以進入文學史”的問題,他們也會思考與接受史有關的問題。但不能說《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作者只是用自己獨特的“視角”來“重新定義何為經典”,或決定“哪些作品可以進入文學史”?!昂螢榻浀洹笔且粋€極其復雜的問題。

宇文所安:關于經典,一個至關重要的事實是經典一直在變化,并且還要繼續改變——除非它已經僵化。雖然我們不能展現這個(變化)過程的全貌,但一部好的文學史可以向我們提示這一過程,比如可以談論哪些作品在唐代被認為是重要的,哪些在清代被認為是經典,可以探討哪些作家和哪些書寫形式在20世紀變得重要,并指出那些被忽略、但值得關注的作家。

東方早報:整部《劍橋中國文學史》的體例很多,有圍繞人物而寫,有斷代等等,你們怎么盡量減少體例繁多帶來的閱讀障礙或困擾?

孫康宜:如果把《劍橋中國文學史》和《劍橋意大利文學史》相比,我并不覺得我們的體例特別多。其實劍橋文學史的每一本“歐洲卷”也同樣具有各種不同的體例——有圍繞人物而寫,有按不同的分期,不同的文體分類來寫等等。我想《劍橋中國文學史》較為特別的地方乃是它所包含的“文學史”的時間長度。因為劍橋史的“歐洲卷”均各為一卷本, 唯獨《劍橋中國文學史》破例為兩卷本,這是因為中國歷史文化特別悠久的緣故。

宇文所安:按照傳統的分類法(重要作家作品、文體)來寫很容易,但把那些不同的片段相互串聯交織、形成一個單一和完整的敘事則很難。而從一個大的角度來看文化史,它的確是一個單一完整的敘事。我們提出的問題是,在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中國文化世界是怎樣的一種情況?

文學史影響閱讀實踐

東方早報:這一二十年,各類中國文學史的著作非常多。在你看來,文學史對文學的意義在哪里?

孫康宜:在我看來,文學史的意義就在于它代表了某個時代(或地域)的特有文化闡釋方式。同樣在“中國文學”這樣一個語境下,在西方用英文寫的“中國文學史”自然會與在中國用中文撰寫的“中國文學史”不同。所以,我一直很擔心,害怕國內的中文讀者會對這部《劍橋中國文學史》的中譯本產生某種誤解,甚至失望。當初如果我們是為了中國讀者而寫,我們的章節會用另一種角度和方式來寫?,F在我們既然沒為中文讀者重寫這部文學史,我們也沒必要為中文版的讀者加添一個新的中文參考書目。的確,不同的語言和文化會產生不同方式的“文學史”。

宇文所安:文學史已經深深嵌入中國的閱讀實踐之中(在歐洲也是如此,但在南亞可能沒到這個程度)。比如說,我給你一首律詩,你可能會覺得它很美;但如果我接著告訴你它是來自明代,你再去讀,很可能會得出與我告訴你“這是一首唐詩”后不同的評價。因此,一部好的文學史會使我們已有的閱讀方式更加豐富。

東方早報:宇文所安教授在上卷導言中說道:“所有這些現場都為文學史帶來了難題:這些現場清楚表明,作為一項現代工程的文學史,在何種程度上與民族國家及其利益綁縛在一起,為民族國家提供一部連綿不斷的文化史?!边@里其實就是涉及到一個“語言政治”問題。你認為,你和其他幾位學者在編寫這部著作的時候,總體上是如何處理這個問題的,即文學與政治的關系?孫教授又是怎么看的?

宇文所安:一般來說,古代文學曾經是一個特定階級或性別的占有物。在現代民族國家,它通過被納入由國家建立的學校系統而得到轉化,作為國民共同的占有物被教授,為創立 “國家文化傳統”作出貢獻,而這種國有文化傳統是國民對其國家產生認同的主要方式?,F代國家政府大筆投資于這一事業,是有目的而為之的。這比任何意識形態都更加影響深遠。在這一(創立國家文化的)過程中,從過去流傳下來的文學材料被重新設定以符合這些新的目的。這并不是一件壞事,但這是一個我們應該注意到的歷史事實。

孫康宜:文學史當然會涉及“語言政治”。我想有關這一點,宇文所安教授是同意的。但下冊有關現當代文學的篇章, 以及“國、共兩黨的意識形態”諸問題,不會出現在這個北京三聯的簡體版中?!秳蛑袊膶W史》的英文版早已于2010年出版,讀者可以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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