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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尼婭·布雷思勒與她“中國模式”的探尋之路

來源:《漢風》第二輯 作者:解靜 時間:2021-02-01 16:21

人物簡介
 
索尼婭·布雷思勒(Sonia Bressler),法國作家,2005年畢業于巴黎第十二大學,獲哲學與認識論博士學位,現任教于巴黎歐洲高等管理學院(ISEG)。索尼婭同時也從事著記者工作,為《人道報》(L'Humanité)、《歐洲時報》(Nouvelles d'Europe) 、《觀察家》(L’Observateur)等多家報章雜志撰寫報道與文章。索尼婭還是旅行家與攝影家,曾多次前往中國西藏、新疆、甘肅等少數民族地區,用文字與鏡頭記錄下當地民眾最真實的日常生活。
 
 
記者、作家、學者、教師、旅行家、攝影家,索尼婭·布雷思勒在這些身份之間自由切換,游刃有余。然而,在眾多身份中,索尼婭最喜歡的還是作家這一身份。因為在她看來,作家更為自由——“作家可以做夢,可以思考。作家不像記者,總是外在于他所觀察的世界,作家就活在他所觀察的世界里面。所以,作家不僅可以更接近真實,也可以更接近自己的情感。”索尼婭也確實是一位活躍而多產的作家。2005年至今,她已先后出版了近二十部作品,當中包括多部學術專著、雜文、隨筆、游記以及對話錄。
在見到索尼婭之前,為了更好地準備這次采訪,我幾乎閱讀了她所有的作品。透過那些犀利的文筆與深刻的哲思,我嘗試著在腦海中勾勒她的形象——這是一位善于思考的女性,應該有著哲學家的深沉,也許還會略帶憂郁。
我們的初次見面是在她的新書發布會上。2017年3月25日,索尼婭攜新書《發現西藏》(à la découverte du Tibet)在巴黎圖書沙龍舉行新書發布暨讀者見面會。見到索尼婭的時候,我才驚覺自己之前的假想實在錯得離譜。如果一定要用一個詞來形容她給我的第一印象,我想到的是“陽光”。索尼婭身上時刻洋溢著一種燦爛的孩子氣,甚至在記者拍照與采訪時,仍不時流露出一種大孩子的靦腆。直到這一刻,我才似乎明白了為什么在索尼婭的鏡頭下,畫面總是那么的干凈而溫暖,尤其是畫面中人物的笑容總是那么溫情,眼光總是那么柔和。我想,那一定是因為他們在看向鏡頭的同時,也同樣看到了鏡頭背后的善意,以及索尼婭如孩子般清澈純凈的雙眼。
童真與深邃仿佛很難同時出現在一個人的身上。然而,索尼婭卻是一個例外。在后來的訪談中,我不止一次地驚訝于她活躍的思維與獨特的視角。她是一位哲學家,對于這一點,我毫不懷疑。
 
 
 
與“語言”的不解之緣
 
 
索尼婭的本科與碩士階段是在巴黎高等師范學院(ENS Paris)完成的,主修哲學與希臘學。這個法國最純粹的學術殿堂賦予了索尼婭扎實的哲學功底與極高的人文素養。而后,索尼婭進入巴黎第十二大學哲學系攻讀博士學位,并師從法國著名哲學家,現擔任法蘭西學院形而上學和知識哲學教席的克勞丁·提爾西林(Claudine Tiercelin)。索尼婭在她長達五百頁的論文里,嘗試著從認識論的角度研究物體的“質”(les qualités)在知覺過程中如何呈現以及在語言過程中如何被表達。
在索尼婭后來的學術研究里,“語言”(language)始終占據了核心地位。她一直不停追問著一系列相關的問題——什么是言說?什么是聆聽?什么是理解?一個想法或者一個觀念如何產生?如何被表述?如何在一個特定人群中得以傳播的?我們又是如何通過語言構建社會與文化認同?
索尼婭告訴我,還在很小的時候,她便喜歡觀察人與人之間的交流,卻發現人們很多時候雖然在交談,但其實并不是互相理解。再大一點的時候,索尼婭的父母帶她去觀看薩繆爾·貝克特(Samuel Beckett)的《等待戈多》(En attendant Godot)。她毫無準備,對劇本更是一無所知,然而在帷幕拉開的一瞬間便被深深吸引住了,“語言炸裂開了,詞語不再存在”,索尼婭對那一刻的震撼至今記憶猶新??梢哉f,劇作家薩繆爾·貝克特對索尼婭后來的人生以及學術追求有著至深的影響。在索尼婭《薩繆爾·貝克特抑或反權力的邏輯》(Samuel Beckett ou La logique de l'anti-pouvoir)一書的序言里,她甚至如此寫到——“毫無疑問,如果不是因為薩繆爾·貝克特,我大概不會進入哲學專業。” 
 
 
一場關于中國的冒險
 
2005年5月,剛剛獲得哲學與認識論博士學位的索尼婭沒有選擇前往美國進行她的學術之旅,而是從巴黎飛往莫斯科,然后搭乘火車一路南下來到了中國北京。 
在索尼婭的游記里,乃至在我們后來的訪談中,盡管時隔十二年,索尼婭仍是不止一次地提及這次旅行,提及她在列車上遇見的兩位中國婦女。她們的熱情淳樸打動了她。當索尼婭吃著她們遞來的番茄,卻不知如何表達謝意與美味的時候,是她們教會了她在中國文化里應該如何用肢體語言去表達。在接下來的時間里,語言不通的她們通過肢體動作與笑容,分享著彼此的感受。正是在這一刻,索尼婭第一次對自己多年來的研究有了質疑,“我研究了十多年的‘語言’,但是來到這個國度,我好像突然變得什么都不懂了。”索尼婭如此說道。
而霓虹閃爍、人潮洶涌的北京帶給索尼婭的沖擊更是前所未有的。她在商業中心的小館里捧起一碗熱氣騰騰的湯面,因為無法承受辛辣而不得不將碗里的辣椒挑出。但隨后,她便意識到自己犯了天大的錯誤——“來到中國,我們需要舍棄很多舊有的習慣。這是進入這一文明的唯一途徑。”是的,索尼婭有著哲學家的深刻,她無時無刻不在思考。
這次略帶冒險性質的中國之行,對索尼婭的人生而言具有顛覆性的意義?;氐椒▏?,索尼婭沒有像大多數博士畢業生一樣選擇留校任教,而是走出了象牙塔去尋找一片更為廣闊的天地。
索尼婭隨后的職業經歷也頗為豐富,她做過編輯,當過獵頭,也負責過國際電影節的公關與交流。種種經歷讓她的視野較之普通學者更為開闊。當然,在從事這些工作的同時,她并沒有忘記那個讓她魂牽夢縈的東方國度。精力異常旺盛的她,身兼多職早已成為生活常態。她頻繁地來到中國。“我相信輪回。來到中國的感覺,一切都很熟悉,就像回家了一樣。我想,我上輩子一定是中國人。”索尼婭笑著,很篤定地說道。
 
 
行走的哲學家與她的“田野哲學”
 
 
2007年至今,索尼婭先后三次深入西藏腹地,走訪當地民眾,并記錄下他們生活的點點滴滴。在她分別于2013年與2014出版的《深入西藏之旅》(Voyage au cœur du Tibet)與《穿越西藏》(à travers le Tibet)兩本游記中,索尼婭用近百張照片向法國讀者呈現了藏區民眾最真實的生活,以及西藏文化的保護現狀。
對于旅行,索尼婭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在去一個地方之前,她很少翻看相關的旅游書籍,因為在她看來,“這些書籍其實是一個保護殼。拿著旅游書籍,我們大可按圖索驥,我們不再遭遇未知。旅游書籍僅僅是讓我們更有安全感而已。”而更重要的是,她不愿在別人的文字與思想里旅游,不愿在別人的體驗中體驗,在別人的感悟中感悟,她要親身冒險,發現,然后思考。
“詩歌是個不錯的選擇,”索尼婭如此說道,“詩歌更為開放,充滿想象。詩歌不會填滿你的腦袋,阻止你思考。所以我喜歡讀一些當地人的詩歌。雖然這些詩歌的法文版或者英文版很難找到。”
今次發布的新書《發現西藏》已經是索尼婭第三本關于西藏的游記。但與其說這是一部新作,倒不如說是前作的修改再版與再思考。因為《發現西藏》這本書中大部分的文字內容與攝影照片早已在其前作中有所呈現。新書的“新”,在于引言部分。閱讀這一部分,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作者的哲學思想以及對于文化的思考在這幾年里的成熟與發展。
這本新書以“發現西藏”為名。對于索尼婭而言,“發現”意味著擺脫那些長久以來形成的固有認知,然后用另一種方式去看,去表達。“我們到底看到了什么?是什么阻止我們去看?這才是問題的真正所在,”索尼婭更進一步地說道,“在西藏問題上,西方媒體很少有正面的報道,比如中國政府在西藏的諸多基礎建設,在教育上的投入,對當地文化的保護等。為什么法國媒體或者說幾乎整個西方媒體都不去報道這些?這才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我們都有文化的包袱與思維的慣性,而這正是西方人難于真正認識中國,理解西藏問題的原因所在。”
為此,索尼婭提出了“民族哲學”與“田野哲學”的概念。關于“民族哲學”,她如此解釋:“法國思想根植于西方哲學,這是一種追求因果的分析式哲學。西方哲學慣于下定義,劃界限,然后止于界限。自從康德嚴格定義哲學以后,我們便拒絕了其他的思維模式。然而,哲學需要去遇見各個不同的民族,而不是僅僅研究人種區別,哲學需要不同的認識形式、不同的概念以及不同的理解來充實。” 
而她所提出的“田野哲學”并非是與純哲學簡單相對的應用哲學。“田野哲學”的核心是深入眾多文明的腹地,坐上餐桌,走進叢林,來到河邊,進入博物館,真正地去遇見文明。她說:“對我而言,哲學與田野緊密相連,與對田野的理解密不可分。我現在進一步提出‘戰爭哲學’。我當然不是鼓勵真的戰爭。我是呼吁大家用一種戰斗的姿態去和已有的觀念對抗,試著向另一種經驗敞開自己。這在今天的西方變得尤為重要,也尤為緊迫。所以我說這是一場戰爭。”
更值得一提的是,索尼婭在她的新作中首次講到了漢學,并大致梳理了儒家思想在歐洲尤其是在法國的傳播與接受的過程。不難看出,她正嘗試著從法國當代漢學中汲取養分,用以豐富自己的哲學思想與文化研究。索尼婭提到了法國著名的漢學家程艾蘭(Anne Cheng)與弗朗索瓦·于連(Françôis Jullien)。對于后者,她更是推崇備至。在她看來,集哲學家與漢學家于一身的于連有著傳統漢學家少有的開放思想與開闊視野。“正如于連所指出的那樣,‘二者之間’(l’entre-deux)這個為中國思想所關注的問題恰恰被西方所漠視,”索尼婭說道,“然而這正是共同生活(vivre ensemble)的關鍵所在。”
 
 
西方世界里的異類與斗士
 
 
2015年,索尼婭第一次前往新疆。那一年的新疆,在發生多個恐襲事件之后,形勢更為嚴峻,戒嚴更為徹底。然而,在她《新疆的生活》(La vie du Xinjiang)一書里,這些緊張的氣氛并未透過她的鏡頭傳遞出來。“我當然可以像其他西方記者一樣拍下那些巡邏的士兵,開過的坦克和無處不在的紅旗,再拿回法國去展示給大家看,然后說,‘看吧,新疆的現狀很糟糕,中國政府很可怕。’但是我想不出這么做的理由。法國也有戒嚴的時候,也會派出大批的軍警。在面對恐怖主義的時候,政府不都這樣應對嗎?”說到這里,索尼婭頗有深意地笑了笑,“當然,關于新疆,很多西方人會拋出‘殖民’這個議題。但是在我看來,這根本就不成立。新疆不能被看作殖民地! 因為在這片土地上,人們真正地生活著。如果一切真如傳聞中所描述的那樣糟糕的話,為什么他們不離開?對,在法國有著這樣的傳聞,說是因為中國政府沒收了當地人的護照。相信這話的人一定沒來過中國,沒來過新疆”。
對于新疆問題,索尼婭有著自己的思考。“我的觀點可能會比較特別,因為我是一個無神論者,我相信那個至高而萬能的存在,但我沒有一個特定的信仰,我既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印度教徒更不是基督教徒。所以,如果我們大膽一點,從整個宗教史來看這個問題,我們會發現更多有趣的事情。”索尼婭如此展開了她對新疆問題的理解。
在她看來,新疆目前的問題不是宗教的問題,更不是西方媒體所謂的殖民問題,“新疆目前的問題是一個由原教旨主義所引起的社會沖突。當一個社會體系出現斷層的時候,原教旨主義便會出現。眾所周知,原教旨主義是可以被制造出來的。所以,新疆的問題是一個社會問題,而不是宗教問題。這個社會問題在中國存在,在世界其他國家同樣存在,”索尼婭說道,并且她堅信,要解決新疆目前的問題除了軍隊維穩,還可以有很多其他途徑,比如通過創建雙語學校,舉辦藝術展覽等等文化舉措來加大新疆地區不同民族文化之間的深度交流。
西藏、新疆,索尼婭所去到的地方,所觸及的話題無一不是西方媒體與民眾關注的焦點,她也經常在公眾場合遭遇各種責難與質疑。她像極了一位優雅的斗士,從容不迫地與西方的主流思想正面作戰。在面對法國讀者拋出關于“殖民”、“獨立”等等尖銳問題時,她更試著從哲學家的視角引導法國讀者去觸碰一些西方思想的未思之地。
“我們需要從中國的整個歷史來看待這個問題,我們要看中國這個國家是怎么形成的,而不應該僅僅是從當地少數民族的外貌上下判斷,或者是簡單地將歷史切割開來看,”索尼婭如此回答道,“至于西藏是否獨立,或者將來會否獨立的問題,在我看來根本就是一個偽命題。如果非要說西藏是獨立的,或者曾經是獨立的,那么這個獨立政權也在清朝初年就結束了。在此之后,西藏就成了大清王朝領土的一部分,而藏族也隨之成了中國眾多少數民族中的一員。西藏地區并不是像現在大多數西方媒體所宣揚的那樣,在1952年之前一直是獨立的。我們不能把歷史切開來看,只考慮某個節點之后的事實,然后假裝在這個節點之前發生的事實并不存在一樣”。
不僅如此,索尼婭更是一針見血地指出:“西方現在流行著一種政治目的很明確的輿論策略,那就是為了阻止其他強大主權國家的崛起與發展,總是想方設法地找一些問題去批判這個國家,比如人權問題。而實際上,法國乃至整個西方世界,同樣存在人權問題。問題是,在歐洲沒有給中國留下足夠的空間去表達?,F在正是讓中國表達自己想法的時候,要讓中國的學生、學者、藝術家們有機會去表達他們自己的想法。這才是真正的對話。只有等到西方能夠與中國真正對話的那一天,我們才會看見曙光。” 
 
 
關于未來
 
索尼婭打算近期重返西藏,走訪那些沒有去過的藏區,然后前往內蒙古以及中國其他的少數民族地區。她要花更多的時間去研究中國少數民族自治區,去理解自治區這個系統如何運行,去思考中國自治區的模式能否對歐洲產生某種啟發。因為她堅信,一種文化可以從另一種文化中汲取養分。她坦言:“我對中國少數民族地區感興趣,對少數民族感興趣,是因為我想知道中國為什么會有少數民族,為什么會有少數民族自治區。我想看看在民族問題上,中國將如何成為世界的典范。實際上,中國的民族融合是一種多民族共同生活的和諧模式,這是一種‘中國模式’。我想知道為什么這種模式在中國可以實現,而且也確實可行,為什么歐洲卻拒絕接受,為什么在歐洲我們會被禁止如此思考。我敢肯定,如果歐洲能夠借鑒這個‘中國模式’,歐洲將會變得非常強大。這也是我對‘絲綢之路’真正感興趣的地方。” 
現在,索尼婭又有了一個新的身份,絲綢之路出版社(La Route de la Soie-éditions)創辦人。2017年3月29日,索尼婭的絲綢之路出版社發行了第一批新書,當中包括她自己的《新疆的勞動者們》(Les travailleurs du Xinjiang)。當我以為這已經可以為她的職業規劃畫上一個完美句點的時候,哪知道一切才剛剛開始。因為在訪談的最后,索尼婭談到了她的夢想,并堅信這將是她為之奮斗終生的事業——她要創辦一所學校。
“教育,教育很重要,”索尼婭說道,“這也是為什么我現在又重新選擇進入校園成為教師的原因。我們需要與年輕人交流,了解他們的所思所想,我們也需要把我們自己的所見所聞傳遞給他們,從而引導他們真正地去思考?,F在的年輕人已經快要不懂得如何正確思考了。”索尼婭在她《新技術,新公眾》(Nouvelle technologies, nouveaux publics)一書中,也表達了同樣的擔憂,更提出了一個值得思考的后人類學問題——“如果谷歌能夠在一秒鐘之內給我提供信息,那我為什么還要學習?”或許,這便是她決定投身教育的初衷。
而在她的構思里,她所要創辦的這所學校,將會是一個開放的、中立的、多語言的國際化交流平臺,不同文化將在此交匯,不同思想將在此碰撞。這個幾乎是烏托邦式的夢想聽起來是那么虛無縹緲,但是從索尼婭堅定的眼神里,我仿佛看到了這一天的到來。
 
(編者注:本文轉載自《漢風》輯刊第二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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