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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野·心態·精神——如何與漢學家對話

來源:譯研網 作者:時間:2013-07-17 15:00

如何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不同的漢學家,平等相處,既不是“大人”,也不是“鬼子”,值得我們警惕

陳平原,現為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教育部長江學者特聘教授

   最近幾年,無論政府還是民間,都很強調跟海外漢學家對話。像北大每年一次的“北京論壇”,請了很多著名的外國學者,高規格招待,每回的開幕式都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上海則有“世界中國學論壇”,也很壯觀。這回中國人民大學召開“文明對話與和諧世界:世界漢學大會2007”,更是群賢畢至,少長咸集?,F在,各個大學對此都很重視,花大力氣引進,最好是諾貝爾獎獲得者;人文學沒有諾獎,別的大獎也行,反正要的就是“國際著名”。我贊賞這種開放的心態,但我更關心:請來了“大牌學者”,我們用什么樣的心態跟他們對話,用什么樣的策略跟他們交流。我曾經說過,即便“國際學界”成為一個整體,別的專業我不敢說,人文學永遠是異彩紛呈,不可能只有一種聲音,一個標準。不管以哪個為主導,只有一個聲音,一個標準,都不是好事情。在我心目中,所謂學術交流,主要目的是“溝通”,而不是“整合”??p隙永遠存在,“對話”只是有利于消除誤會,也有利于提升各自的學問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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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王嘉寧


    接下來,我想具體討論一下“對話”中可能面臨的三個問題。
    首先,與漢學家對話時,應具備更為開闊的學術視野。我們必須意識到,“漢學家”并不等于“國際學界”;相反,所有的漢學家,都有與其本國學術對話的欲望與責任。過去,我們將漢學家作為中國人與其他國家主流學術對話的橋梁,而今天,由于旅行、留學以及譯介的突飛猛進,很多學者已經能直接(或借助譯本)跟國外第一流學者(或者說人家的主流學界)對話。我想說的是,即便如此,我們仍然需要漢學家。問題在于,哪些是我們潛在的對話者——或者說,哪些漢學家更值得我們關注、學習、追???請記得,這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進程,其中包含著選擇,因而涉及趣味與立場,還有自家以及他人都可能有的“傲慢與偏見”。漢學家之進入中國人的視野,受許多因素的制約,比如,資訊傳播的途徑、語言障礙的大小、文化交流造成的人際關系、譯本出版的態勢等等。其中,留學生的派出與國家意識形態的控制,直接促成了“海外中國學”在中國的傳播。最明顯的例證,莫過于清末民初之取法日本,五六十年代之借鑒俄蘇,八九十年代之轉向美國,都并非學者們自作主張,而是“別無選擇”。所謂的學術交流,其實包含某種拿不上臺面的“算計”——說白了,有點“勢利眼”。如何做到以平常心看待不同的漢學家,平等相處,既不是“大人”,也不是“鬼子”,值得我們警惕。
    去年秋天,北大召開題為“海外中國學的視野”的專題研討會,在“引言”中,我曾提及:2006年是捷克漢學家普實克教授(Jaroslav  Prusek)誕辰一百周年,就我所知,國內外共舉行了三次紀念活動。第一次,9月份,為《中國,我的姐妹》中譯本出版,在清華大學召開了一個小型的座談會;第二次,10月份,在布拉格查理大學召開了國際學術研討會,我參加并發表專題論文;第三次,也是10月,在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外學者聚集一堂,追念普實克的學術貢獻以及與中國人民的深厚情誼。在場的捷克大使很感動,說他絕對想象不到,事隔多年,中國人還這么懷想一位外國學者。在這個會議上,有人重提陳年往事,說當初普實克如何把夏志清批得“啞口無言”。我當即表示,這說法很不恰當。夏先生也是國際著名學者,其專業成績早就得到學界的公認,而且,不久前剛當選臺灣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要說對于中國學界的影響,夏先生比普實克還大。其實,這兩位都是值得我們尊敬的大學者,他們之間的爭論,代表了不同的學術流派,背后還有意識形態的因素。你可以選擇,也可以批評,但不能采用情緒化的表述方式。不過,這件事也凸顯了一個簡單的事實——所謂“海外漢學”,絕非鐵板一塊,而是復雜得很。
    今天我們談“海外漢學”,很多時候,其實就是“美國漢學”。因為,懂英文的人多,譯得也快,因此,大家比較熟悉。當然,不否認美國學界力量很強??捎梅ㄕZ、德語寫作的中國學著作呢,為什么譯得不多?我們都知道,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有很悠久的漢學傳統,可似乎大家更關注美國的中國研究。就說日本吧,日本的中國學水平很高,實在不該被忽視。以前我們有個誤解,以為日本學者擅長的就是資料的搜集整理。其實不然,就拿我熟悉的現代文學研究來說吧,從竹內好到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等,他們都有很強的思辨能力,不是純粹做資料的。更讓我感到遺憾的是,蘇聯解體后,俄羅斯學者的著述基本上被忽略了。記得1980年代我讀謝曼諾夫的《魯迅及其前驅者》,感覺很好?,F在,除個別專業外,大家都不學俄語了,也沒人譯俄羅斯學者的中國學著述,這很可惜。目前,中國學者撰寫的論著里,引英文書的很多,引俄文書的極少,在我看來,這不正常。
    第二,與漢學家對話時,應保持平和的心態。雖說中國在崛起,但中西之間,政治、經濟、文化等諸多方面,依舊很不平等。這樣一來,所謂的“交流”與“對話”,處于低處者,不免顯得吃力,也有些許的夸張與造作。時至今日,還認定只有中國人才能理解中國、闡釋中國的,已經很少了。起碼在表面上,大家都會承認海外漢學家的貢獻。當然,也可能走到另外一個極端,那就是俗話說的,“遠來的和尚會念經”。其實,不完全是這樣的,海外中國學家,有“洞見”,也有“不見”;有優勢,也有劣勢。正因為這樣,才有必要展開深入的對話。在我看來,不同學科,國際化的程度不一樣。相對來說,自然科學很早就國際化了,同樣在《科學》、《自然》上面發文章,對學問的評價標準大體一致。社會科學次一等,但學術趣味、理論模型以及研究方法等,也都比較容易“接軌”。最麻煩的是人文學,各有自己的一套,所有的論述,都跟自家的歷史文化傳統,甚至“一方水土”,有密切的聯系,很難截然割舍。因此,在我看來,人文學研究,完全“與國際接軌”,既不可能,也沒必要。人文學里面的文學專業,因對各自所使用的“語言”有很深的依賴性,大概是最難“接軌”的了。
    具體到我們專業,中外學者的差異,除了學術思路及語言隔閡外,更重要的是,外國文學研究與本國文學研究之間,其對象、方法及宗旨,有很大的距離。說到底,日本學者也好,美國學者也好,所謂的“中國文學”,對他們來說,都是外國文學。就像我們北大英語系、日語系,他們在認真地討論??思{或川端康成,但對于整個中國學界來說,他們的聲音是邊緣性質的,不可避免地受主流學界的影響。同樣道理,理解美國的中國學家,他們為什么這么提問題,必須明白他們所處的學術環境。也就是說,他們也受他們國家主流學界的影響。本國文學研究不一樣,有更多的“承擔”——研究者跟這片土地有著天然的聯系,希望介入到社會變革和文化建設里面去,而不僅僅是“隔岸觀火”。在這點上,本國文學研究確實有其特殊性,可能顯得有點粗糙,但元氣淋漓。
    當然,現在出現了“第三條路”——在美國學界表現得尤其突出。那就是,很多華裔學者同時用雙語寫作,既用英文在美國教書,也用漢語在大陸或臺港發表論著,影響當地的學術和文化進程。比如哈佛大學的王德威教授,他兩邊都寫,英文好,中文也好。對于這批華裔學者來說,“中國文學”既是外國文學,也是本國文學。
    記得三十年前,臺灣大學中文系教授臺靜農曾告誡他的學生林文月:你要出國留學也行,但別進東亞系;東亞系培養出來的博士,我們臺大不要,因為程度不夠。這是三十年前的事。臺先生那一代人相信,別的專業如物理、化學等,美國確實比我們強;但要說中國文學研究,國外大學培養出來的博士,肯定不如我們自己的。今天,幾乎所有的中國大學,都熱烈歡迎“勝利歸來”的留學生——不管什么專業。這么說,絲毫沒有嘲諷的意思。
    第三,所謂的學術交流,應盡量從資料、技術層面,逐漸擴大到理論、精神層面。資料以及技術層面的互相幫助,是題中應有之義。資料上互通有無,這是學術交流的起點,也是最早的動因,直到今天,也還很重要。不管是私人層面的,還是公家層面的,這都是最為實在的“文化紐帶”。早年的象征性事件,可舉出1909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在啟程返法之前,在北京向羅振玉出示從敦煌獲得的唐人寫本等資料,直接促成了中國學者對敦煌文書的興趣。還有,胡適、鄭振鐸等人的巴黎訪書,也都對其學問的形成與發展頗有影響。今天,借助互聯網,信息傳遞很容易,而交換各自制作的專題數據庫,依然重要。因為,雙方交換的,不僅僅是有形的物件,更是看得見摸得著的“信任”與“友情”。
    不同學科不同課題,對于新技術的要求其實不太一樣。以前,中國很窮,從圖書資料到技術手段都很落后,對于國外學者優越的學術環境十分羨慕?,F在,這個差距在明顯縮小。因此,我必須談及問題的另一面:在學術交流中,過于強調資料上的“互通有無”,有時是包含著某種潛臺詞,那就是,對對方的眼光與趣味不太信任。我在《中國學家的小說史研究》中談到:二三十年代中國的學術界,對于日本學者之發掘珍藏、重刊佚書有極高的期待,對其鑒定版本的能力也大為贊賞。實際上,《游仙窟》、“三言”及元刊全相平話等小說的重新發現,確實使得中國小說史的研究大為改觀。孫楷第、馬廉、董康的日本訪書,得到學界的一致好評;長澤規矩也、鹽谷溫等日本學者的貢獻,更是為中國的小說史家所關注。學者們之格外推崇日本的中國學界,尤其關注其“書志學”方面的工作,其實隱藏著一種偏見,即,不大信任中國學家的理論眼光與欣賞趣味。這種傾向,一直延續到1980年代——此前四十年(1940—1970年代)譯介的少得可憐的小說史論,大都屬于版本考辨或史料甄別。
    這讓我想起,十幾年前,有位德國教授非常直率地告訴我——也只有德國教授才會這么做,他說,我學漢學三十年,沒有買過一本中國學者寫的書,我只買你們的資料集。你們的資料,多多益善;至于理論,我們自己有。其實,不少漢學家都有這種想法,即,自信其眼光、見識、學術訓練都在中國學者之上,只是資料不夠而已。十幾年過去了,我們逐漸參加到國際上關于“什么是中國”這樣的討論里面來了。越來越多的中國學者參與國際對話,國外學界對我們的看法也在發生變化。同時,我們對西方漢學的看法也在轉變,既不一味拒斥,也不再盲目崇拜。
    正因此,我才再三強調,所謂的學術交流,應盡量從資料、技術層面,逐漸擴大到理論、精神層面。我在北大出版社組織翻譯出版丸山昇、伊藤虎丸、木山英雄三位學者的論文集,記者問我為什么,我的答復是:他們的研究背后有情懷。這三人都是戰后進入大學,在竹內好的影響下,開始與魯迅進行精神對話的。面對新中國的成立,思考戰敗國日本的命運,進而反省日本近代化的挫折,這是丸山這一代現代文學研究者主要的工作動力。如何看待中國革命的經驗與教訓,不僅與其專業研究,更與其精神狀態有著十分密切的聯系。
    有基督教文化背景的伊藤虎丸,關注魯迅早期思想根源,側重魯迅與尼采、與日本明治文化的聯系;而借討論《破惡聲論》中的“偽士當去,迷信可存”,直接挑戰現代中國的啟蒙論述,更是意蘊宏深。閑云野鶴般的木山英雄,著重探究的是魯迅的詩性及其哲學,故以《野草》為中心,展開深入細膩的論辨。政治意識濃厚的丸山昇,更欣賞作為“革命者”的魯迅,著重研究魯迅晚年在“革命文學論戰”中的表現。我們也譯介了不少很精彩的日本學者的專業著述,那些都是功力很深的“專家之學”。但丸山、伊藤、木山三位,其著述中有更多內心的掙扎與精神的歷險。他們從自己的生命體驗出發,逐步接近魯迅與中國現代文學,這種閱讀以及寫作的姿態,很讓我感動。時過境遷,好些論文的觀點已被超越,但我欣賞這些專業著述中隱藏著的精神力量。不僅僅是技術操作,而是將整個生命投進去,這種壓在紙背的心情,值得我們仔細品味。
    也就是說,漢學家并非都是“外部觀察”,他們也有自己的“內在體驗”與“生命情懷”,這些,我們同樣應該關注與體貼。這里有文學趣味的差異,也有意識形態的隔閡,但講究“和而不同”的學術交流,必須上升到如此層面,才有可能洞幽燭微。這一對話,有時甚至與具體的專業論述關系不大;但有沒有這種精神層面的對話,決定了學術交流的質量(自然科學家另當別論)。
    中外學界之從“對峙”轉為“對話”,已經走過了漫長的路程。在技術手段、理論方法以及精神層面,保持良好的接觸與交流,這很重要。但我想強調,說到底,本國研究與外國研究,各有各的立場,也各有各的盲點。因此,我們與漢學家之間,很可能是:各有各的學術趣味,也各有各的廣闊天地。而且,同在一個地球上,就會有競爭,尤其是在如何“詮釋中國”這個問題上,多少會有“話語權”之爭。只說“和諧”還不夠,還需要“同情之了解”,以及“不卑不亢”的辯難。所謂的“對話”,并非走向“世界大同”或“輿論一律”,而是盡可能地完善自家立場。
    2007年3月21日于京西圓明園花園(本文略有刪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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