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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烏克蘭漢學的確立與發展(19~20世紀初)

來源:未知 作者:[烏克蘭]柯維典( 時間:2021-01-18 16:58

摘要:烏克蘭漢學源遠流長,自18世紀東正教傳教士時代即已萌生??戮S典為現烏克蘭漢學協會主席,曾對烏克蘭漢學從古自今的歷史做過專門化的系統梳理。該文專門探討該國19世紀與20世紀初的漢學狀況,詳細研究與介紹了其時的漢學模式是如何從神職工作轉變為實用漢學,再轉變為專業漢學的過程,以及多個漢學中心的成立及被納入到學科體系中去的史實,涉及大量的原始史料,對于了解烏克蘭漢學的發展歷程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一  研究模式的轉變:由神職工作轉為實用漢學
19世紀初,漢學教育與研究中心在基輔、哈爾科夫和敖德薩的建立,標志著烏克蘭對中國研究的開始。當時,烏克蘭與中國的聯系大都發生在烏克蘭境外,而在中國,并沒有關于烏克蘭的信息。1807年,赴北京的俄羅斯神學代表團的活動進入了“大俄羅斯時代”,這標志著俄羅斯的漢學進入一個新的研究階段,亦預示著神學代表團“小俄羅斯時代(烏克蘭時代)”的結束。領導赴北京的俄羅斯宗教代表團的最后一位烏克蘭人是第十一次宗教代表團(1830~1840)的團長,即修士大司祭維尼阿敏(瑪拉切維奇)。他曾作為宗教代表團團長的助手,參加過第十次宗教代表團。我們在Е. Ф.吉姆科夫斯基(第十次代表團監察官)的日記中找到了一些關于維尼阿敏的描述,他寫道:“團長的助手維尼阿敏(瑪拉切維奇),26歲,神職人員,出生于沃利尼亞省,最初在沃利尼亞省神學院學習,然后轉入圣彼得堡神學院,1819年剃度成為修道士。”維尼阿敏是第一個熟練掌握中文的烏克蘭傳教士。由于不太愿意從事科研工作,他流傳于世的著作僅有一部譯作《五禮通考中的祭祀》,以及一篇小作品《中國的歐洲神學代表團》。該作品延續了由修士司祭費奧多辛(斯莫爾熱夫斯基)(? ~1758)和第八次神學代表團大司祭索夫羅尼(格里博夫斯基)開始的對中國研究的傳統。返回俄羅斯后,維尼阿敏被任命為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見圖1)的院長,并在那里逝世。
 

 
圖1 亞歷山大·涅夫斯基修道院
 
基輔洞窟修道院(見圖2)的修士司祭阿列克謝(維諾格拉多夫)也在神學代表團從事過一些有關中國的研究,并在史料編纂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貢獻。他于1881~1888年參加神學代表團,著有《赴北京的俄羅斯帝國神學代表團和外交代表團成員的中國叢書和科學著作》。
 
 
圖2 基輔洞窟修道院,攝于20世紀30年代初
1820年,奧西普·巴弗羅維奇·沃伊采霍夫斯基(1793~1850)被任命為北京俄羅斯神學代表團的醫生。他出生于基輔省,畢業于基輔神學院和外科醫學院,是神學代表團的第一個醫生。他在中國民眾中享有盛譽,因為他治好了中國皇帝親眷的病。返回俄羅斯后,擔任喀山大學中文教研室主任,直至1850年去世。О. П.沃伊采霍夫斯基是俄羅斯帝國的第一位滿語文化教授。他在喀山大學教授滿洲語,并編寫了一些滿語教材。
    О. П.沃伊采霍夫斯基在教授中文時,綜合根據丹尼爾·西維洛夫編寫的中文提綱、修士大司祭伊安今福(比丘林)和А.列繆斯撰寫的語法以及自己編制的資料,整合出一套教學方法。他在課上向學生解釋古代漢語和現代漢語的區別;以《四書》為基礎,教學生學習文言文,給學生布置俄譯漢的作業。后來又以自己的教學經驗編寫了教科書:《中文及滿語初級教材》《經典漢語文章摘編》。他還編寫了俄羅斯第一部滿洲學教輔課本《滿洲文選》。除語言課程外,О. П.沃伊采霍夫斯基教授還開設過滿洲歷史講座(每周4小時)。在北京時,他就開始編撰“滿-漢-俄”詞典,并在喀山結束了該三卷本詞典的編撰工作。教授還在世時,喀山大學被獲贈該詞典的手寫本,但并未出版。即便是在他去世若干年后,該詞典依然未能獲得出版。К. К.佛伊科姆教授在他的《喀山帝國學校亞洲語言研究進程及成果概述》中證實了相關史實。
 
二  Е. Ф.吉姆科夫斯基和Е. П.科瓦列夫斯基在北京的活動
在這一時期,烏克蘭漢學剛剛形成,但形成過程中也有兩個互相矛盾的因素同時存在。一方面,烏克蘭教士在赴北京的俄羅斯神學代表團中的作用在不斷降低。另一方面,實用漢學開始形成,并在20世紀初的基輔,顯現出強勁的趨勢。實用漢學的肇始與赴北京的俄羅斯神學代表團中的兩名監察官(Е. Ф.吉姆科夫斯基和Е.П.科瓦列夫斯基)密不可分,而這兩位代表人物均出生于烏克蘭。
直到今天,對代表團中這兩名監察官遺產的研究仍然不夠充分,正如П. Е. 斯卡奇科夫曾指出:“兩名監察官在某種程度上促進了對中國的研究。他們的外交特點、在中俄關系中發揮的作用,他們每個人為俄羅斯漢學發展所作出的貢獻,這一切都值得進行專門研究”。
Е. Ф.吉姆科夫斯基(1790~1875),出生于波爾塔瓦?。ń駷蹩颂m切爾卡瑟州)佐拉多諾什斯基縣,,俄羅斯外交家,出身貴族。最早在佐拉多諾什斯基縣修道院接受教育,然后在基輔和佩列亞思拉夫學習,1811年畢業于莫斯科大學。1813~1820年,在道路管理總局擔任秘書。1797年2月26日,根據巴維爾一世的命令,創建了外交委員會。根據1802年9月8日《關于創建俄羅斯帝國部委的公告》,所有委員會均被改組成為部委。外交委員會自創立之初,就建立了亞洲處,并于1819年4月成立了亞洲司。Е. Ф.吉姆科夫斯基便在其中任職。經西伯利亞省長М. М.斯佩蘭斯基的推薦,Е. Ф.吉姆科夫斯基被任命為第九次赴北京俄羅斯神學代表團的監察官。為完成自己的使命,他在北京待了九個月。
這次任命決定了Е. Ф.吉姆科夫斯基的研究興趣。他也因此結識了大司祭乙阿欽特(比丘林),第九次赴北京的俄羅斯神學代表團的團長。與大司祭的交流讓Е. Ф.吉姆科夫斯基開始研究中國。倆人也成了好朋友,這對大司祭乙阿欽特(比丘林)而言有非凡的意義。神學代表團工作結束后,乙阿欽特(比丘林)被指控沒有認真履行團長的職責,遭到逮捕并被流放。Е. Ф.吉姆科夫斯基在П. Л. 施林克的協助下,不僅幫助乙阿欽特(比丘林)重返科學工作,而且支持他出版書籍。Е. Ф.吉姆科夫斯基由中國返回圣彼得堡后,在由М. П. 盧緬采夫伯爵所創建東方學研究學術圈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Е. Ф.吉姆科夫斯基還是作品審查委員會的成員,負責審查赴北京的俄羅斯神學代表團團員的作品,也可以從這個角度證明Е. Ф.吉姆科夫斯基是熟知漢學文獻的。1823年1月21日,根據尼古拉一世的命令,Е. Ф.吉姆科夫斯基在北京收藏的中文、滿文和蒙古文的書籍被轉交至伊爾庫茨克,用來成立“東方語言班”。
Е. Ф.吉姆科夫斯基在返回俄羅斯后,完成了若干漢學研究工作。其中最主要的研究成果是三卷本《1820和1821年經蒙古至中國的游記》,共1230頁,1824年在圣彼得堡出版。這是一部令人振奮的作品,它將基礎科學研究和引人入勝的游記描述結合起來,這或許也是該書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該書后被譯成英文、法文和德文。書中生動地向19世紀的讀者講述了中國和蒙古人生活的各個方面講述了游客所見到的中國的文物、傳奇英雄、北京到恰克圖的商路,以及關于東突厥、西藏和朝鮮的一些情況。當時,俄羅斯的《北方檔案》《北極星》等著名報紙,都給予這本書很高的評價。盡管這本書用作學術研究已經有些過時,但它仍有一定的價值,因為書中記錄了豐富的地理、種族、民俗和歷史資料,還有關于蒙古人宗教信仰、蒙古人英雄史詩《格薩爾王傳》的信息,以及關于這個民族的其他信息。歷史學家А. О. 卡爾尼洛維奇認為,Е. Ф.吉姆科夫斯基的這部作品,堪稱是一部具有歐洲水平的研究范例。1912年《俄羅斯人名詞典》稱,該部作品“呈現了關于中國最完整和最詳盡的信息”,“在很長時間內,它是所有研究中國的學者最必不可缺的書,甚至是他們的餐邊書” 。而中國研究對Е. Ф.吉姆科夫斯基的重要性,也可以從他書中的第一句話得以證實:“命運以罕見而難忘的經歷裝飾了我的生命:我看到了中國。”
1823年,Е. Ф.吉姆科夫斯基的另一部作品《宋中堂——一個道光年間的尚書和軍事將領》出版。上述作品并不是Е. Ф.吉姆科夫斯基研究成果的全部。他的手稿還有相當大一部分保存在俄羅斯檔案館(其中包括赴北京俄羅斯神學代表團的行程記錄及其記錄的附件)。
Е. Ф.吉姆科夫斯基畢生從事外交工作。1821~1830年擔任外交部亞洲司司長,1830~1836年,擔任羅馬尼亞雅西領事館領事。1845~1875年(1836~1845年辭職),在外交部機關工作。自1866年起,擔任外交部顧問委員會成員,直至1875年2月9日去世。
Е. Ф.吉姆科夫斯基與故鄉有無聯系,我們無法確切得知。然而,一個有趣的事實是,在烏克蘭國立維爾納茨基圖書館珍稀書與老版書部門保存有一部Е. Ф.吉姆科夫斯基的《1820和1821年經蒙古至中國的游記》,書上還有作者題詞:“敬贈亞歷山大·米哈伊洛維奇·高爾察克夫閣下,以示尊敬。圣彼得堡,1858年11月5日。”Е. Ф.吉姆科夫斯基為俄羅斯漢學發展做出了巨大的貢獻。關于他的貢獻,М. М. 斯佩蘭斯基,一位促使Е. Ф.吉姆科夫斯開始研究中國的人,做了絕佳的評論:“Е. Ф.吉姆科夫斯基送給了俄羅斯兩個中國創造,一個是活的,即神父乙阿欽特,另一個則是一部生動的書籍”。
19世紀實用漢學的另一個代表人物是葉戈爾·彼得羅維奇·科瓦列夫斯基(Е. П.科瓦列夫斯基)(見圖3)。他是學者、外交家、上校、外交部亞洲司主任、俄羅斯地理協會會員、俄羅斯皇家科學院榮譽會員,也是第十三次赴北京俄羅斯神學代表團監察官。他出生于哈爾科夫省貴族家庭,1825 ~1828年于哈爾科夫大學學習。他也擁有多重身份:專業采礦工程師、杰出外交家、旅行家和作家。他出版了關于不同國家的大量作品,如關于黑山、波斯尼亞、土耳其、阿富汗、敘利亞、巴基斯坦等的撰述??仆吡蟹蛩够_始研究東方是因為當時的外交部部長、公爵А. М.高爾察克夫建議將他撰寫的有關黑山的詳細記錄送給沙皇尼古拉一世。這一舉動取得了成功,因為此后,Е. П.科瓦列夫斯基便受到沙皇任命,讓其主要從事與斯拉夫國家和東方國家相關的事務。1840年,“因工作需要”,Е. П.科瓦列夫斯基前往中國西部,到訪伊寧和塔城,研究商隊貿易的情況,并就中國西部邊境和邊境城市伊寧和塔城的狀況,以及中國的采金行業撰寫了數篇文章。
 

圖3 葉戈爾·彼得羅維奇·科瓦列夫斯基
 
1894年,時任亞洲司官員的Е. П.科瓦列夫斯基,被任命為第十三次赴北京的俄羅斯神學代表團的監察官。他堅持走較為便捷的“商人路線”,取代之前難以通行的沙漠之路,這極大地改善了前往中國的貿易路線,并可以幫助他們了解到更多有關蒙古的地理知識。
Е. П.科瓦列夫斯基還肩負著其他任務,即探索簽署中俄條約的可能性。19世紀上半葉,俄羅斯商人與中國西部之間的貿易活動顯著增加,迫切需要以法律形式加以固定。到達北京后,在宗教代表團修士大司祭巴拉季亞(卡法洛夫)的支持下,Е. П.科瓦列夫斯基與清朝政府代表就簽署條約達成了初步協議。在他下一次與И. И. 扎哈羅夫和А. А.塔塔林諾夫訪問中國(新疆)時,又于1851年7月25日與清朝政府代表簽署了《中俄伊犁塔爾巴哈臺通商章程》。根據該通商章程,俄羅斯商人可以與商隊一起,進入中國兩個邊境城市:伊寧和塔城。
1856~1861年,Е. П.科瓦列夫斯基擔任外交部亞洲司主任。這是俄羅斯外交政策的重要時期之一。在俄羅斯克里米亞戰爭失利、簽署巴黎條約后,Е. П.科瓦列夫斯基仍成功地維護了俄羅斯在國際舞臺上的權威。此外,Е. П.科瓦列夫斯基還起草了《中俄璦琿條約》的主要條款。
除外交工作外,Е. П.科瓦列夫斯基還對中國進行研究,撰寫了一部作品,介紹1849~1850 年中國的總體情況,以及北京附近的煤炭開采情況。在Е. П.科瓦列夫斯基的漢學遺產中,他的總結性著作《中國游記》(著于1853年)占據重要的地位。這部書得到了當時人們的極高評價,其中包括俄羅斯杰出教育家К. Д. 烏申斯基。Е. П. 科瓦列夫斯基的大部分撰述都沒有出版,只是以手稿的形式保存下來。其中一些涉及中國研究,包括他從北京寫回的信件(1848~1857年)及其擔任第十三次赴北京的俄羅斯神學代表團監察官期間的匯報(1848 ~1851年)。
 
三  多個漢學中心的成立及將漢學納入學科體系
19世紀,基于各種文獻的累積,及對這些文獻的初步整理,出現了對各類問題進行分析與研究的需求,從而也推動了漢學研究在烏克蘭的持續發展。當時有一系列作品從不同視角對俄中關系史進行研究。И.Н.米哈伊洛夫斯基有兩部作品是關于尼古拉·加夫里洛夫·斯帕法里(又名密列斯庫)的,此人曾為莫斯科赴清朝使團擔任翻譯。同時,對基督教在華傳教史的研究也引起了一些學人的興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馬雷舍夫斯基1860年的著述《基督教在華傳教史概況》,這一文本曾在《基輔宗教研究院叢刊》中發表。1863年,在切爾尼戈夫出版了菲拉列特的著作《俄羅斯宗教文學概況(1820~1858年已過世作家)》,在著作中作者特別介紹了俄羅斯第一位漢學家修士大司祭乙阿欽特(比丘林)的成果。1899年,在《切爾尼戈夫省消息》報(編號2034)的副刊中刊登了關于雅克薩(俄羅斯和烏克蘭遠東移民第一站)出現和消亡的簡短文章,文章是參考施沛特、格魯姆·格爾日邁洛兄弟的作品以及十余部滿族史書籍而撰就的。
需要指出的是,19世紀烏克蘭漢學的主要特點是,對中國當時發生的各類事件進行介紹與描述,這與后期的深入研究還是有區別的,這也是因為當時的大部分撰述不是專業漢學家所為,而是由出于各種原因來到中國的軍人、醫務工作者、旅行家、地理學家撰寫的。這其中就有安德烈·米哈伊洛維奇·克拉斯諾夫(1862~1914)(見圖4)的作品,他曾是哈爾科夫大學的教授、植物學家、地理學家、旅行家,并多次到亞洲各國研究自然及東方各民族。此外,還有Г.吉爾什曼、Л.帕什科娃、馬秋寧和塔爾納夫斯基、Е.奧薩奇以及一些無名作者的文章,在這些文章中,作者以敘述的形式,從各個方面介紹了中國的地理、民族風俗、社會政治地位等。1910年在敖德薩出版的軍事地形測繪員作品集《滿洲和我們東部邊境地區的偏僻地帶》引起了特別的關注。作品集中附有豐富的插圖資料,正文中即有208幅插圖、20幅獨立成頁的插圖。在《俄羅斯思想》(1911年,№1)、《當代世界》(1911年,№5)和《書籍文學新聞》(1911年,№10)等刊物中共有三篇對該作品集的評論。作品集中許多作品都是關于義和團起義時期、1904~1905年日俄戰爭時期以及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國政權更迭時期軍事活動的介紹。其中的兩篇文章已不僅是平面式的消息報道,而是包含有大量的、多層次的、全方位的描寫性材料。如П.布爾加科夫的《多元方程》(向“南方地區”編輯部的投稿)就是關于義和團起義的,該作編采并使用了С.格奧爾吉耶夫斯基, В.П.瓦西里耶夫等俄羅斯漢學家有關這一事件的敘述材料。Н.А.烏哈齊-奧戈洛維奇的文章《1904-1905日俄戰爭滿洲戰場》則載有黑龍江省南部地區的地形信息,中國東北的居民、氣候、道路、土匪活動及俄羅斯在中國東北地區的機構等資料。
 

圖4 安德烈•米哈伊洛維奇•克拉斯諾夫
這一時期的著述中,只有幾篇對材料進行了細化和專門敘述。主要有Н.圖馬索夫在基輔進行的中國歷史研究,М.А.奧列斯尼茨基關于中國道德和道德學說的著述,以及А.科茲洛夫在對哲學史的研究中專門涉及了中國哲學。
Н.圖馬索夫在自己的《古代世界歷史教程(東方)》(1875年)一書中專門設立了章節(共64頁)講述中國歷史。值得關注的是,作者在書中,第一,引用了西方漢學的成果,并將這些成果奉為圭臬,全盤接收;第二,簡化、甚至貶低中國文明(宗教、哲學、文化、語言、文學、建筑)的意義;第三,給許多概念下不正確的定義,或重復該錯誤定義,如關于儒家學說、佛教及各宗教流派的主要學說的概念。但作品也存在一些值得肯定的方面:按照久茨拉夫對中國古代歷史的劃分,將有關中國的知識系統化;介紹了中國的地理概況、中國人民及其家庭和社會生活;介紹了關于中國神學宗教文化的各種信息,比如上古先祖、統治者、帝王,哲學家及其學派等。今天,該著作已經過時,但我們可以將其看作是烏克蘭漢學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階段性成果,畢竟在該著作中,第一次嘗試將中國歷史納入古代世界史教程中。
在基輔出版的俄羅斯哲學家А.科茲洛夫(1831~1900)(見圖5)的《哲學史概述》中,也有專門的章節述及中國哲學。與Н.圖馬索夫對古代中國宗教哲學傳統做簡化的處理不同,А.科茲洛夫展示了對這一古代文化哲學更深層次的認知。這種深層次認知的前提是作者實事求是的態度,書中自述:“真正的哲學史的任務是:復原哲學真理的發展過程,探索這一過程的規律。”書中,А.科茲洛夫最為關注的是儒家思想,這與19世紀漢學研究的特點有關,當時人們往往將中國的哲學傳統等同于孔子學說或儒家思想(這實際上與現實并不相符,但這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是可以理解的)。無論是А.科茲洛夫,還是Н.圖馬索夫,他們對中國古代哲學的概念都來源于以下西歐漢學家的研究:如普蘭特內爾(Plaenckner,德國漢學家)、鮑狄埃(Pauthier,法國漢學家)、繆圣伊萊爾(Barthelemy Saint-Hilaire,法國哲學家)等,這些學者已將《詩經》《大學》《中庸》《論語》等翻譯成了西歐各語言。
 
 
圖5 阿列克謝·亞歷山大洛維奇·科茲洛夫
А.科茲洛夫對中國古代哲學是持批評態度的,比如他說:“中國哲學的主要特點是簡單的,并且是形而上學的” 。在他看來,中國哲學的一些主要范疇是從天體演化學引申而來的,如陰、陽、道、天、地、人、三位一體(天-君-地和天-人-地)。“這一學說是指:天道是無處不在的,是人不可超越的,天道也同樣存在于人的內心之中。這一學說,一方面為儒家消除一切外部干擾和啟示提供了可能,另一方面也賦予了人過于重要的地位,認為人是全宇宙的中心” 。據此,А.科茲洛夫提出了三位一體的概念:天(或人,這里指的是儒家中的君子)是統治者;地,是人實現和諧的所在。作者認為,在儒家的君子概念中,傳統的三位一體(天-君-地)的特征保存最多,因為在該概念中,人是世界的統治者,人的這種統治權力被視為一種社會自然現象:“由于自己在世界的中心地位,人和帝王,應對自然世界和社會組織的發展進程,負有重要責任。”從人的和諧功能[人是天和地(陰和陽)和諧的體現]出發,科茲洛夫推斷出中國古代哲學中道德準則的起源:“中國哲學家發展了上述基本道德的基礎,并提出了關于個人美德,尤其是家庭和社會美德的學說。該學說內容豐富,它除規定了每個人,從帝王到普通人,所需要遵守的公共美德之外,還規定了一些特殊的義務,這些義務與每個人所處的社會地位是相適應的。”有意思的是,科茲洛夫認為儒家道德學說總體是“消極的”。為支持這一觀點,科茲洛夫所采用的依據是:在儒家學說中,人只能重建而不能創造原始秩序;不存在惡,因為惡是世界秩序(和諧)的一部分;同時也不存在應在彼岸世界實現的目標。
科茲洛夫還對中國古代認識論和形而上學進行了研究,他認為中國古代的認識論和形而上學是貧瘠的,因為沒有關于真理問題的解釋,而認識本身也很簡單:“現實主義觀點:無數的物質只被認識為其所存在的形式。”但是科茲洛夫承認,形而上學已經從將世界理解為天和地的機械結合,發展到認為世界是各種力量復雜變化的統一,這些力量或是物質的最初成因,或直接構成物質。而且,對這些力量的理解,已不再局限于與精神力量相關的那種敏感的方式(宗教世界觀中的那種敏感方式)。今天,關于這一問題,有很多漢學家認為,中國傳統哲學的特點是將起源神話作為哲學思考的基礎。非常有趣的是,А.科茲洛夫在19世紀就提出這樣的觀點:中國古代的形而上學哲學與純粹的哲學相距甚遠,它更多地帶有神話起源的痕跡。但在我看來,這種神話與哲學相結合的現象是比較復雜的,還需進行專門的研究。
А.科茲洛夫在研究儒家思想時,對儒家思想總體上的正面和負面特征都做了判定。在他看來,儒家學說的一個重要成就是其關于道德本質的觀點,即道德本質(起源)應是一個普遍的通用準則,該規則能為每個人所理解,這一規則的基礎應與萬物起源相符,在該通用準則的基礎上,再相應補充添加其他道德標準。他認為這是儒家道德思想的唯一真理。А.科茲洛夫認為,儒家思想中也存在負面的、錯誤的觀點,即認為事物是機械運行的,沒有回答關于道德準則起源及其實質的問題。因此,儒家的道德觀經常在享樂主義、功利主義與宿命論間搖擺,陷入矛盾與連貫的窘境中。
對于其他中國古代的哲學學派,А.科茲洛夫僅以老子、列子、墨子為例,介紹了道家。在介紹道家學派的主要特點時,他只介紹了道家研究的中心范疇和基礎范疇——“道”。與歐洲古希臘哲學相比,“道”被理解為超驗的起源。“道,世界萬物的絕對起源;其本身是難以分辨的,沒有任何特征、任何名稱,因此是永恒的、不變的。所有的存在源于道并是道的變形,道對于這些存在是超驗的。” А.科茲洛夫認為列子哲學的總體思想是:自然界表現為生成與滅亡的循環、一切常態物質的虛幻性,因此從道德上忽視物質。А.科茲洛夫正確地描述了墨家思想的基礎,即兼愛非攻,這一思想與儒家思想的主要分歧體現在形而上學和認知理論領域。
由于缺乏研究與教育機構,在基輔也沒有發展漢學理論研究的直接動機,所以上述漢學研究并沒有取得真正意義上的發展,而是比較分散的。例如,1901年出版了И.К.洛日茨基的《中國人的性格》一書,這本書的任務似乎符合早期漢學研究特點。當時哈爾科夫的漢學研究出版情況也很差,只出版了一部關于佛教空性的研究著作和一部德國漢學家、史學家、宗教學家奧托·弗朗克(1863~1946)教授的《當代中國的智慧流派報告》的譯本(奧托·弗朗克教授曾在“德國殖民協會”柏林分會上宣讀過該報告)。
在烏克蘭漢學研究發展的第二個時期,敖德薩,這座俄羅斯帝國的海港城市,開始成為這一時期漢學研究的主要中心,這可以從質量與數量兩方面來看。19世紀俄羅斯帝國在與東方國家的對外貿易中蓬勃發展,這促使敖德薩發展成為一個貿易港口,并通過這個港口形成了一條到達東方(包含中國在內)的海上之路。因此,這一時期出版的27部關于中國的著作中,有12部是在敖德薩面世的,這一現象并非偶然。這些著作主要與俄中經貿關系的持續發展相關,包括了對中國政治、經濟和地理等方面的研究。20世紀烏克蘭漢學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對中國經濟的研究。盡管中國經濟研究的起源地是敖德薩,但在基輔也被納入了體制性研究中。在研究的方向上,也由對中國的實用性研究轉向更為廣闊的中國文化研究。如1896年出版的文章集《中國人——我們的亞洲鄰居》,便可以證明上述觀點。在這本書中,作者不僅介紹了羅伯特·道格拉斯、西蒙、Э.雷克呂、拉涅桑、列戈加等西方漢學家著作中關于中國的內部體制、農業、貿易等方面的內容,還有關于老子、孔子、佛教宗教哲學以及中國道德基礎的內容。盡管,乍看上去,這本書只是一部文章匯編,但也同時可以證明,文集的作者(們),十分了解當時西歐漢學家的成就。雖然這些作者(們)的名字并未得以留存,但還是應注意到,這部著作反映了當時烏克蘭正在興起的漢學研究興趣。
烏克蘭的中文研究和學習也起源于敖德薩。從某種角度看,敖德薩的社會經濟條件決定了當地的語言學研究是以實用主義為主要取向的,而衡量一個地區外語研究和學習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標之一,便是詞典的編撰。19世紀末,敖德薩有一位中文水平極高的專家,名為А. 斯塔爾科夫,他曾為一部漢俄詞典寫過評論。這部詞典由第十三次赴北京的俄羅斯神學代表團團長,大修士司祭巴拉季亞(卡法洛夫)和俄羅斯赴北京外交代表團首席翻譯П. С. 波波夫編撰而成。需要指出的是,這是一部非常優秀的字典,它有兩篇書評,其中一篇來自А. 斯塔爾科夫。1900年曾出版一本《漢俄-日俄詞典》,作者不詳,該書在當時極受歡迎。在這種環境下,И. 扎莫塔伊洛的出現便也不是偶然。然而今天對他的研究卻收獲甚微。目前僅知道,И. 扎莫塔伊洛撰寫過兩部作品,而這兩部作品均堪稱漢學研究的經典范例。И. 扎莫塔伊洛主要工作是通過考訂儒家和道家作品的版本,對儒家和道家進行研究。他的第一個研究成果便是《儒家與道家》,對這兩種國教及其相應的哲學方向進行了研究。在撰寫第一篇研究成果時,И. 扎莫塔伊洛使用了丹尼爾(西維洛夫)翻譯的《道德經》版本。通過對《道德經》這一中國古代哲學著作進行長期深入的研究,И. 扎莫塔伊洛出版了他的第二部研究成果《大修士司祭丹尼爾(西維洛夫)未出版的“道德經”譯本》。他的這兩篇研究成果均刊登于1915年的《敖德薩圖書索引協會通訊》上。
俄羅斯帝國時期,教授東方語言(包括中文)和東方歷史有很長的歷史,其中的學者有Г. Я. 科爾,М. В. 羅蒙諾索夫,Ф. И.揚科維奇。然而,直到1811年才在哈爾科夫(已統一)大學提出第一個教授突厥語和滿洲語的計劃。1811年3月,根據А. А. 吉古洛夫教授的建議,哈爾科夫大學語言文學系批準了這一計劃,計劃中包括設置“突厥-滿洲語”見習研究人員崗位等內容,以期可通過翻譯滿語文獻來了解中國歷史文獻。但該計劃未被批準。1860年沙皇俄國與中國簽署了北京條約,根據條約,兩國正式確定了外交關系。俄羅斯開始積極推進在遠東的政策,這需要培養大量的中文專家。由此,1873年在喀山大學開設了中文教研室。1811年,由于沙皇俄國遭受來自清政府的巨大軍事政治壓力,所以,需要用別的方法研究哈爾科夫大學的教學計劃。首先,該計劃的提出表明,哈爾科夫大學的科學教育環境和知識分子群體對中國的興趣已經發展成為科學研究,既包括純粹的科學研究,也包括用于解決外交問題的研究。哈爾科夫大學語言文學系的規定可以證明,確實存在用于解決外交問題的研究興趣。規定文本如下,“tum propter relationes Imperii Rossici cum Sinensi Imperio, quam propter litterarum antiquitatum sinensium”(既關注俄羅斯帝國與中國帝國之間的關系,又涉及中國古代文學的研究)。第二,該計劃最早在烏克蘭提出,是符合18世紀漢學發展規律的。當時烏克蘭團體是俄羅斯漢學界(赴北京俄羅斯神學代表團)的主要力量。盡管沒有確切證據表明,18世紀在烏克蘭形成了漢學中心或存在建立漢學中心的計劃,但是,這仍然為19世紀漢學中心的出現奠定了基礎。根據А. 科瓦列夫斯基教授在哈爾科夫大學從事東方學研究的歷史可以得知,1731年6月,哈爾科夫學院有了第一本關于東方學研究的書籍(奧格斯堡,1700年),該書是送給哈爾科夫學院的創始人伊比法尼·季霍爾斯基的。在這本書中將“我們的父”(伊比法尼·季霍爾斯基主教)的祈禱文翻譯成了100多種語言,其中包括漢語。А. 科瓦列夫斯基介紹了佛教的學說,孔子及先人禮儀,儒家以及其他中國古代哲學。在這段時間出現的,還有我們在第一節提到的Г.斯科沃羅德,他的作品是18世紀烏克蘭文學中第一個能夠真正認識中國文化的。而А. 科瓦列夫斯基關于18世紀哈爾科夫大學東方學研究狀況的結論,則完全是關于漢學的:“因此,在哈爾科夫教育界,尤其是在哈爾科夫學院,在18世紀哈爾科夫大學成立之前,可以明顯發現對東方的興趣。”
以18~19世紀初為界,可以將1811年看作是烏克蘭漢學研究制度化的一個高起點與“小俄羅斯”時代的結束。在這一年中,烏克蘭漢學研究模式發生了轉變:從赴北京的俄羅斯神學代表團的神職人員,轉變為開始正式建立漢學研究的中心。
盡管哈爾科夫大學開設中文課程的計劃沒有成功,但在整個19世紀,這里依然在進行漢學研究。哈爾科夫大學教授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魯寧(見圖6)首先嘗試將中國歷史融入世界歷史課程中。1839年他寫出了《東方古老民族的史料研究·中國》一書,并于1842年出版。魯寧向俄羅斯讀者介紹了中國的第一位史學家司馬遷和他的父親司馬談。同時,他還批評中國的歷史科學缺少理論總結,思維平庸,并客觀地評價了中國傳統價值觀念對中國人思維的影響。盡管魯寧本人并不是東方學家,所使用的研究材料也多出自英文譯本,但他仍然形成了自己的一系列關于東方歷史進程的觀點。他的著作于1892年再版。
 
圖6 米哈伊爾·米哈伊洛維奇·魯寧
19世紀60~80年代,В.И.謝爾茨里在哈爾科夫大學工作。他精通梵文、漢語和日語。А. 科瓦列夫斯基指出,В.И.謝爾茨里的研究對東方學的發展有重要意義,因為他是直接依據原文進行研究的,包括中文原文。此外,В.И.謝爾茨里還希望不斷提高自己的漢語和日語水平,為此,1873年他向語言文學系領導提出請求,請求派他到中國和日本出差,以編撰教科書。遺憾的是,他的請求沒有被批準。
19世紀,哈爾科夫大學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計劃教授中文和中國歷史。然而,由于沒有獲得俄羅斯政府對此類活動的批準,這些舉措沒有得到進一步落實。盡管如此,事實依然證明,在哈爾科夫大學當時存在豐富的智力資源,這為成立烏克蘭的漢學研究與教育中心創造了前提條件。
19世紀,烏克蘭與中國的關系有了快速發展,在烏克蘭開始出現中國的日用品和藝術品。其中有些可以在《基輔神學院教堂考古博物館索引目錄》中獲知。該書由Н. 彼得洛夫編寫。其中有關于尼古拉·亞歷山大洛維奇·列阿帕爾多夫藏品的描述:“г)家庭餐具及用具… 1216–7),青銅雕龍花瓶一對 … 1224),雕龍中國大茶壺 … 1232,中國琺瑯咖啡套具,大托盤1只,7只小碟以及咖啡壺” 。此外還有,“18世紀喇嘛教用品1939–1941),布里亞特喇嘛肖像畫,恰克圖中國省長極其夫人肖像畫3張”; “二十二:柜子。中國及日本祭祀用品:а)中國祭祀用品:2002–2004),兩個男性大理石小雕像及一個女性雕像,自敖德薩船員В. С.諾干伊斯基處獲得”;“中國及日本非宗教文物:2061–2062)玉壺及中國紙盒,——來自Т. В. 吉巴里奇奇... ”3089–90) 兩塊中國及法國絲綢,來自基輔封地事務所,通過大司祭.К. И.佛門科獲得;“十三:玻璃柜:12595–13480).東方硬幣...中國1025–1039) ... ” ,“二十一:印刷樣品:... 221) 中國或日本書籍... ”;“15581)中國或日本的一期報紙,來自少將В. З. 伊萬諾夫”。(筆者注:以上數字編號為基輔神學院教堂博物館藏品識別號碼)還應特別指出,在這一階段中烏關系也出現了顯著的變化。自19世紀下半葉起,沙皇俄國開始利用烏克蘭農民來填充遠東的疆域。1883年,根據東西伯利亞省長、將軍的建議,從國庫撥出一部分經費用于從烏克蘭南部向遠東移民,這些移民中絕大多數都是農民(根據1883年6月1日法規,通過海路從敖德薩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移民)。根據В.庫賓歐維奇統計,在19世紀,大約有2萬烏克蘭人在沙皇俄國駐中國的各個機構(使館、郵局、輪船、商貿、東正教神職人員等)工作。毫無疑問,這些都顯著增加了烏克蘭人對中國的認識。此外,在烏克蘭還出現了一些中國人。例如,1911 – 1912年期間,就有中國商人在哈爾科夫做生意。

編者注:本文轉載自《漢風》輯刊第一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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