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著名漢學家林西莉辭世

據悉，瑞典漢學家林西莉女士（Cecilia Lindqvist）于當地時間9月26日去世，享年89歲。

林西莉（Cecilia Lindqvist）生于1932年。中國文化譯研網（CCTSS）會員，瑞典最著名的漢學家之一，也是作家和攝影家。自20世紀70年代起便致力于漢語教學并通過書籍、報紙雜志和電視節目介紹中國文化、歷史、語言和社會。除了學習中文、藝術史和歷史之外，她還學習了中國古典音樂。在1961~1962年在北京大學學習漢語期間，在北京古琴研究會師從著名古琴家王迪學習古琴。她曾多次訪問中國，著有《漢字王國》《古琴》《另一個世界：中國記憶1961-1962》等書，并兩次獲得瑞典文學最高獎“奧古斯特獎”。林西莉女士一直致力于中國文化的講授和著述，讓我們共同走進《漢風》輯刊的《以語言與藝術為橋梁的漢學研究——林西莉教授訪談錄》一文，以此來緬懷林西莉女士其人其思想留給我們的寶貴的精神財富。

 

訪（采訪人：陳晨）：尊敬的林西莉教授，多年來您在漢學研究和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貢獻。您已經兩次獲得了“奧古斯特獎”，這次您又獲得了“中華圖書特殊貢獻獎”“2016中華讀書報年度圖書十佳”。您當初是如何走上漢學研究的道路呢？當初為何選擇學習漢語、研究中國文化呢？您能詳細介紹一下您的學習與研究經歷嗎？
林西莉：一切起源于我的老師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20世紀50年代末，我覺得我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的學習都是關于歐洲的，歐洲的文學、歐洲的藝術、歐洲的語言學。沒有一個字是關于世界其他地區的事情。沒有關于中國的、關于印度的、關于拉丁美洲的······甚至連美國的也沒有。除了知道18世紀美國擺脫歐洲獨立這件事，一天到晚說來說去都是歐洲！


在同一個時期，中國的唐詩宋詞被介紹到瑞典，我被這些詩詞的美、嚴謹、精煉和激情深深打動。當我得知高本漢教授每星期一晚上在大學講授漢語課時，我便開始去聽課。他太神奇了！非常生動、博學和專業。他對自己所講授的題材的癡情深深吸引了我。我開始考慮能否到中國去，更多地見識和學習這種豐富多彩的文化。
 
 

訪：您的著作既有豐富的學術價值，又是面向普通讀者的讀物，深受廣大讀者尤其是漢語學習者的喜愛。您的書被譯介到很多國家，成為國際漢語學習的推薦讀物，擁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響力。您在《漢字王國》這本書里，采用一種圍繞漢字講故事的敘述方式，而不是過于學術化的語言，這種選擇是因為考慮到讀者的閱讀，還是您更愿意基于自己的經歷和感受去闡釋漢字與中國文化？

林西莉：當我寫《漢字王國》的時候，我的首要目的是盡量讓學生們比較容易進入狀態，不要讓他們覺得太難。在70年代初，沒有什么正式教材，也沒有其他的材料可用。我的老師高本漢給我很大的啟發。我也像他那樣盡可能多地講解漢字本身，講解它們的結構和發展情況。盡量讓漢字吸引學生，讓他們容易記住漢字。當我自己開始從事漢語教學時，我采用了他的方法，分析每一個字，盡可能地講授漢字的真實背景。我向學生們講解古代的中國人如何根據自己的生活環境來創造漢字——根據他們居住的房子、使用的車輛和工具，特別是大自然、山川、河流與動植物等。你可以在我的《漢字王國》里看到很多非常好的實例。
我越從事漢字研究，就越被現實和作為一名大學生看到的一切所吸引。我不明白，為什么在田地里要套種？為什么把開關叫“水龍頭”？為什么能住上真正的房子卻有幾百萬人執意要住窯洞？我拼命讀書，特別是技術方面的書，對于我這個有著人文背景的人來說，過去對這類書從來不感興趣。我一次又一次返回中國，以便了解更多的我不知道的東西。每一次回來，我都更接近漢字一步。
我花15年時間完成的這本書，是要使它成為一本了解漢字起源的通俗讀物，然后把它變成我的博士論文。但是我馬上意識到，這樣的論文只會有少數人閱讀。他們會專注于挑一些錯誤，不會對我介紹漢字的圖片感興趣。中國文化有著強烈的傳承性，直到今天人們在廣告、民間藝術和反映周圍日常生活現實的景象中所做的與幾千年前人們造字時完全一樣。當我弄明白這一點以后，就改變了主意。我很高興當初選擇了不寫成博士論文，而是寫給普通讀者。
 
 

訪：聽說您曾經來過中國幾十次，而且很多次您都親自到考古現場去調查漢字考古的情況，比如您就到過河南、陜西、山東等地。這樣的實踐是基于怎樣的考慮，或與您的學術訓練有關？在下到地方的過程中，您遇到過一些困難嗎，您又有哪些重要的收獲？

林西莉：我很早就發現，過去人們對漢字結構和背景的解釋——比如人們看到公元121年許慎的《說文解字》里說的——在現在已經過時了，學者們沒有充分利用近幾十年的考古新發現來進一步研究漢字的源流。因此我決定進行深入的研究。我急切地閱讀1950年代以來在不同的考古地點進行發掘所寫的研究報告，也定期閱讀考古類雜志。這些雜志的每一期都有詳細介紹不同的考古發掘地點的不同發現，給人很大的啟發，于是我計劃能夠申請到那些地方去。
在我寫《漢字王國》的15年中，參觀過很多中國的考古地點，以便能親眼看一看考古新發現，有些當然還沒有以書的形式公布。很遺憾，在上世紀70年代絕大多數地方都對我們外國人“關閉”。但是到了1980年代初，我們可以在中國旅行了，也一年比一年容易獲得許可去參觀考古地點。我在那里可以與遇到的考古人員進行交談。他們對我的興趣感到新奇，并熱心地幫助我。他們回答我提出的所有問題，并允許我當場拍照，對此我一直心存感激之情。因此我能以非常好的形式介紹漢字曾經的樣子，能更多地講述它們誕生的那個時代。在我訪問的眾多考古地點中，可以舉出的便有安陽郊外的小屯、山東省的肥城、鄭州附近的大河、西安郊外的半坡等。
 
 

訪：除了漢字研究，您對中國音樂也很有研究，您的《古琴》一書不僅把古琴這一中國古典音樂中最為重要的樂器介紹給了西方讀者，而且在中國也被許多習琴之人作為推薦讀物，廣受喜愛，您對古琴的理解和在中國古典音樂方面的素養曾經令許多人感到過驚異。我想問的是，您在寫作這本書的時候所設定的讀者是西方讀者嗎？而當你的著作也獲得了許多中國讀者的喜愛時，您又有何種感觸？

林西莉：我寫的《古琴》一書既為瑞典讀者，也為對這種樂器感興趣的所有的人，特別是中國讀者所寫。當我在上世紀80年代初開始寫這本書時就痛苦地意識到，這種樂器不久將被人遺忘。我從吳文光教授那里得知，中央音樂學院沒有一個學生學習古琴，他是我在北京古琴研究會經常見面的吳景略之子。
我為此而感到傷心，決定竭盡全力尋找古琴歷史上的種種遺跡。既有古琴本身，也有與它相關聯的一切，比如涉及琴弦、用漆，以及幾千年中與古琴有關的很多人如蔡文姬和聶政等的命運，再有就是琴論中所反映的關于人生的各種哲理，等等。它們是圍繞著古琴所展開的一個完整的文化整體。在當時我暗想，如果500年以后有人見到我這本書，認識到這種古老的樂器是多么神奇并開始學習彈奏它，該有多好。這可能是一個幼稚的想法，但充滿了愛。
 

訪：您60年代在北京古琴研究會學習的那段經歷令人印象深刻。在那樣特殊的歷史時期，即使是中國人，也鮮有機會或者是條件學習古琴。當年您有機會向王迪、管平湖、溥雪齋、查阜西等那么多古琴大師請教和學習，可以說您和古琴的這段緣分也幾乎是絕無僅有的，而您作為一個不遠萬里來學習古琴的洋學生，在那個年代的中國也是非常罕見的。您能談談在跟隨這些古琴大師們學習過程中有哪些難忘的經歷嗎？他們又是如何評價您的學習的？ 

林西莉：這個問題過于寬泛，請允許我僅限我的書講一講吧！在兩年的時間里——作為古琴研究會里的唯一學生——我享受著幾乎天天都能與大師接觸的特權。他們是我一生中碰到的最博學的人，對中國文化里的東西無所不知、無所不曉，音樂、詩詞、繪畫、哲學、瓷器，甚至怎么種蘭花都知道。他們對我關懷備至，耐心回答我所有的問題。他們是我學著去做一個真正的、睿智的知識分子的最好榜樣。
我的老師王迪總是向我講解一首琴曲怎么樣塑造人物的命運和事件，為我朗讀與琴曲相關的詩歌，由此加深了我的理解、擴大了我的知識。這種學習不僅涉及音樂本身，也有其所包含的中國文化和歷史。
管平湖有時候路過我們的辦公室，詢問我的學習情況。他經常坐在王迪的座位上，演奏我們正在練習的曲子。坐在他面前，看著他堅韌、有力的手撥動琴弦，跟隨他右手有力的擊打，及由此引起的情感波動——我被震撼了，也大大加深了對古琴音樂和古琴研究會的熱愛。
他們對音樂和樂器的執著，堅信音樂有能力幫助人類克服人生中遇到的各種困難而勇往直前，這一點深深地影響了我。他們改變了我的人生。當時我并不知道這一點，但是我感覺到，我的余生也要像他們那樣工作和生活。
 
 

訪：琴作為中國古代的士族知識精英階層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幾乎貫穿整個古代文化發展的脈絡。您的《古琴》一書也不僅僅是在談琴，而是從琴開始涉及古典文化的方方面面。然而從您的書中可以看到，您的西方文化背景在最初學習時也使您產生了一些困惑，比如您書中談到了對印章的理解，可見您學習中國文化的過程也是一個中西文化碰撞的過程。您能談談這個過程嗎？

林西莉：關于印章，起初我覺得，在那些著名的古典書畫中，作者印上自己的印章，以標示某種歸屬權，也是可以理解，但后來的收藏者為什么也要在上面加蓋自己的印章？以至于占據了畫面的很大一部分，有時候甚至侵蝕到書畫本身。起初我視之為一種破壞藝術的行為，認為是一種對優雅書畫的褻瀆。但多年以后，我的反感漸漸地化解了。開始體會到那些書畫被人深愛的程度，而那些收藏者又是如何為那些作品之美所打動，希望能參與其中，烙下自己的身份。印章既是書畫傳承過程的記錄，以致使我們能看到一種有序的流傳經歷，同時也是后人鑒別書畫真偽的一種依據。
印章藝術是中國經典文化中的瑰寶。不言而喻，印章在一開始體現為某種實用的價值，但是隨著時代的發展，印章藝術已經成為中國文化中最高雅的藝術形式之一。上世紀60年代初，我一到中國就被它的美和寓意所吸引，后來則對它了解越多就越喜歡。1961年我從在北京琉璃廠古文化一條街工作的李文新大師那里學到了更多的關于不同質量的石料和不同印章字體的知識。很多年來，我經常到他工作的商店去，有好幾次還坐在他身邊，看著他刻印章。他會向我解釋，不同的石料適合刻不同字體——這一切都要仔細斟酌。我還從他那里購得一個漂亮的明代藍白印油盒，一直擺在我的寫字臺前。
 
 

訪：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興起了“國學”熱，很多地方也建立了國學書院和私塾，隨之，中國古典音樂也始重新受到重視。古箏和古琴都是古典弦樂，相對而言，更多的家長會送孩子去學古箏，這是因為古箏有很強的表演性，能演繹很多曲目，而古琴的學習則更為私人化，更強調個人修養，曲目有限，學習起來也有一定的難度。也就是說，在古典音樂復興的熱潮中，古琴這一最為知名的古典樂器反而不如古箏那么流行。此外，中國古典音樂的教學也引入了西方的考級制度。和很多古箏學習者一樣，古琴學習者也會去參加考級。這也導致當下很多人學習古琴等樂器的人并不僅僅出于對音樂的熱愛以及修身養性，而是將之視為一個特長，或者是考試的加分項目。當今的古琴學習與您當初在中國時的學習氛圍也并不一樣了，您對此有所了解嗎？對這些變化您怎么看？

林西莉：我對他們寄予厚望！為什么所有的孩子都要彈鋼琴呢？通過彈古琴可以使人近距離接觸中國的歷史和音樂，接觸中國歷史上不同凡響的人類命運和緊張有趣的故事——比如“空城計”！——這是無價之寶！“一個民族忘記了自己的過去就失去了靈魂。”
 
 

訪：除了以上提到的兩本書，您還有其他的一些著述出版。您曾經表達過對中國剪紙藝術的熱愛，正在撰寫一部關于剪紙藝術的書。這部新作是否即將付梓？能談談這部新作的情況嗎？您最近的研究興趣是什么？

林西莉：上世紀80年代初，我得知在北京國子監孔廟有一個展覽。那里正展出從延安北邊安塞村來的一位30歲婦女的剪紙。我對這種與商周青銅器上的金文有著異曲同工之妙的藝術非常感興趣，為此便參觀了這次展覽，記下了幾位婦女的姓名、她們居住村莊的名字，想有機會到那里去看看她們，探尋她們的藝術創作情況。很遺憾，這一想法沒能實現。作為外國人我不能一個人到那里去。我幾次申請到延安去，希望再從那里前往安塞，但是一直沒有被批準。
1992年1月一位北京的朋友給我打電話，說安塞對外“開放”了。我有希望可以獲得允許訪問安塞，于是就請假立即乘車去西安，繼而去安塞！我在西安得到幾位極為友善的文化工作者的幫助。我租了一輛帶司機的吉普，隨同我去的還有西安藝術學院在校學習的一位年輕人。我在兩周時間內去了在北京參展的所有婦女居住的村莊，并從每一位藝術高超的剪紙婦女那里買了她們的剪紙作品，有一大批。以此為端倪，我計劃寫剪紙的歷史，并希望能在其中展現各地不同的形式，考訂它們與商周青銅器上金文的關系。
這些年我還收集了一大批資料，現在有3000幅剪紙，從中國各地收集來的有關剪紙的書籍摞起來有幾米高。我已經開始寫這本書，對每一張照片和每一幅畫都做了細致的研究，寫下我的發現和經歷。最近幾次去安塞是在1995年和1996年，當年我還為瑞典電視臺做了中國婦女現狀的電視節目，采訪了幾位年長的剪紙婦女。不過當時這種藝術已經開始消亡。在新時期很多掛歷上出現了漂亮的彩色照片和圖畫，讓這些年邁的婦女意識到，她們的藝術，具有簡潔表現手段、生動有趣并能美化枯燥生活的剪紙藝術，正在枯萎和消亡。
當前在商店里賣的商業化剪紙有著另外的特征，身披長長絲帶的女神在宇宙飛翔，坐落在平靜山上的堂皇廟宇，等等。它們不再表現兩只公雞斗架、一只老鼠找到了某種好吃的東西以及農民耕地等內容，可以說現在的一切都是裝飾性的，與日常生活脫節的。
 
 

訪：在西方或瑞典從事中國語言文字的研究，一般都會有一個潛在的或明顯的比較的角度，您能談談您在這方面的體會嗎？比較語言研究究竟是為了尋求不同語言間的差異還是共同性呢？
 

林西莉：學習一種新語言的時候，首先要注意它與其他語言的區別和差異性。但是越深入學習越能發現它們的共同性，越覺得它們有相似性。與之相關，我們的生活和夢想也并沒有多大差別。
70年代在瑞典教漢語的最初那幾年，我發現，當我越是深入地講解漢字的結構和早期形態，學生們就越容易理解和記憶這些漢字。尤其是當我聯系到漢字形成的那個世界，即早期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比如他們的房子、車輛、服飾、工具，還有自然環境，比如鄉村、山脈、河流、植物和動物等，學生們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就會進一步加深。這樣一種講授方法，可以說是傳承了高本漢的精神。所以沒有高本漢，或者說是沒有那些令人贊嘆的關于商代和周代的考古發現，我是不可能教授瑞典學生去更好地學習漢語的，也不可能有我的這本《漢字王國》。我對這些一直心存感激！
 
 

訪：北歐的漢學研究始終維系著一種人文傳統。瑞典漢學研究，以您的老師高本漢為代表，形成了一個學術譜系。畢漢思、馬悅然等學者早期的研究領域都比較多地集中在歷史語音學、古典哲學、宗教、歷史等方面，而后來成長起來的學生們則逐漸轉向對當代中國問題的研究，于是便似乎出現了一種分流。當然，即便在古典學術領域中，您的研究興趣和學術道路也與高本漢的其他學生們并不同。您博士畢業后并沒有去大學執教，而是選擇在中學中推廣漢語教育，您的寫作也是面向普通讀者、青年學生的，您能談談當初為什么會做這樣的選擇嗎？
 

林西莉：我覺得博士論文往往只能有少數的學者閱讀，他們對我的發現、對我訪問考古地點的研究、解釋漢字源流的有趣資料、造字者最初的臆想等，不會有太大的興趣，他們也不會理解我在其中注入的喜怒哀樂，而許多的普通教師往往又對漢字和中國文化一無所知，因此很明顯其中就存在著一個巨大的、需要去填補的空間，這就是我選擇這項工作的一個主要動機。傳播漢字和中國文化對我來說其實比論文得到的評價更重要。我最終決定將這本書寫給每一個人，我對我的決定感到慶幸。更讓我高興的是《漢字王國》自1998年以來大量出版發行，幾個月之前在中國還出版了我為8~15歲孩子撰寫的《給孩子們的漢字王國》，希望中國的學生們也會喜歡這本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