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羅米：文學翻譯，讓羅馬尼亞人走進一個美好的中文世界
來源:中國文化譯研網 作者:王娛 時間:2021-05-20 0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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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要用一個詞來形容白羅米教授對漢學的堅守，“ 信仰” 一詞是再合適不過的了。白羅米教授七歲開始學習漢語，那時是 1972 年，在當時的羅馬尼亞，無論對于孩子還是成人，漢語都是一門罕見的語言。在被詢問到初學漢語的契機時，白羅米教授是 這樣回憶的：“ 我上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學校開設了漢語課，這使得我有機會學習幾年漢語。當然，我小時候學的不多，但從那時起就已經被中國博大精深的文化吸引住了。我父母發現我那么喜歡學習漢語，就鼓勵我繼續學下去，還給我找了家教，盡可能地支持我，他們一直認為我學好漢語就會有前途，可以成為很好的翻譯家?？梢哉f，我從小就有這份心愿，希望長大后能去閱讀更多富有魅力的中國文學作品。更重要的是，通過翻譯讓更多的羅馬尼亞人走進一個遙遠而美好的中文世界。” 學好漢語由此成為她的一種前進動力，她不僅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去踐行這個認知，也這樣啟迪著自己的學生。
1983 年，白羅米考入了布加勒斯特大學，她之所以選擇這所高校不僅是因為它是羅馬尼亞最好的大學，更重要的是，在當時只有這所大學有中文系。1987年白羅米本科畢業。1990 年起，她開始在布加勒斯特大學從事漢語教學工作，并于1992年至1993年到北京語言大學進修。1997年，白羅米獲得了北京大學博士學位，拿到博士學位后她繼續在布加勒斯特大學教書。
從文學到文化：通過翻譯了解一個國度
白羅米教授認為，幾十年前，羅馬尼亞人就已經形成閱讀中國古典文學的習慣， 這從《紅樓夢》《水滸傳》等經典作品被翻譯為羅馬尼亞語便可以得見，這些小說讓羅馬尼亞讀者對中國文學產生興趣并對他們了解中國產生了一定的影響?，F在，羅馬尼亞讀者對中國當代文學的興趣和閱讀需求變得越來越大，因此，翻譯就變得尤為迫切。白羅米教授很喜歡莫言的作品，她提到，“我作為譯者，經常有機會參加各種文學座談會或者新書發布會。因為這樣，我接觸到了很多文學批評家，也有機會和普通讀者交流。談到中國文學時，我發現受羅馬尼亞讀者接受程度最高的是莫言的《紅高粱家族》，這確實是一部非常精彩的文學作品。我認為那么多讀者喜歡這部小說的主要原因是可以借之更好地了解中國歷史的一個時段。另外，他們也是被小說敘事藝術吸引住了。” 說到這里，白羅米教授也提及，可能是因為羅馬尼亞社會主義時代的農民生活與中國前一時期的鄉土生活十分相似，因此當莫言在小說中揭示了自己家鄉人的生活經歷與感受時，就會讓讀者感覺到他們與小說里的村民們想象性地生活在了一起，有一種 “ 同呼吸，共命運 ” 的內心呼應，這或許也是莫言的作品能在羅馬尼亞讀者中深受歡迎的原因。
在被詢問到翻譯的具體過程時，白羅米教授十分樂于分享自己在翻譯過程中遇到的問題以及自己的應對方式，她說道：“ 就翻譯中國古典著作而言，我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是怎樣才能通過翻譯把這些著作的一些概念和關鍵術語移植到自己的文化中來。這樣的文化移植并不是一個簡單的程序，因為羅馬尼亞文化中沒有類似于中國的哲學思想，也沒有類似的觀念和概念，因此難以找出適當的、不致引起不了解文化背景的讀者誤解的對應。在這樣的情況下，譯者就要在對西方的文化觀念進行不斷闡釋和過濾的同時，加以翻譯和編輯。比如，我翻譯《荀子》時，就發現在儒家思維模式中的很多概念，如 ‘ 讓 ’‘ 分 ’ 以及 ‘ 仁 ’‘ 敬 ’‘ 孝 ’‘ 慈 ’‘ 信 ’ 等基本觀念之間有著密切的關聯，它們由此構成一種系統而復雜的網絡，這些關鍵術語含義非常豐富，也難以在上下文的翻譯中給出完整、確切的表意。因此，除了譯文以外，我還需附上大量的注釋，這些注釋不僅涉及某些具體的歷史知識、文化背景，更涉及對作者思想的介紹與評價。在注釋中，還常常需要對典籍原有的思想貫通起來解說，以及對某一段或某一句何以要如此翻譯等做出說明。”
在翻譯中，對于如何將古典漢語轉化為當代語言，進而達成兩者的有效過渡，以及在此間所引發的一系列問題，白羅米教授認為：“ 就我而言，由于要將古老的語言寫成的復雜的哲學文本翻譯成通俗易懂、明白暢曉的當代文本，我經常要處在一種充滿挑戰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翻譯已經預設性地要求我去找到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表述風格，以便最終讓口語化的表達占據上風，這很自然就會造成古典文本原有的嚴謹性、對稱性、節奏感等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一連串較長的、通常又很寬松的、充滿口語風格的短語。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令人困惑的，但我又不得不這樣去做。” 當然，對當代文學作品的翻譯就有所不同了，也不需要添加太多注腳，由此而會相應地減少翻譯的難度以及時間和精力等。雖然在翻譯當代作品如莫言的小說時也會遇到一些困難，但白羅米教授就會通過咨詢母語人士（比如通曉山東地區方言的人）來解決這些問題。面對許多方言語匯，她表示：“ 我并不總是急于在羅馬尼亞語中去找這些方言的對應詞，在某些情況下，如果我在羅馬尼亞語中找不到類似的詞語，我會放棄直譯那些短語，而是寫出中文詞組的意思，但這種情況不會經常發生。一般來說， 我還是會努力試圖在羅馬尼亞語中找出相關對應的詞語。”
白羅米教授所遵循的翻譯原則，也可用 “ 意義對等” 這一觀念來表述之，她解釋道，“尤金·奈達（Eugene A.Nida）在他的功能對等理論中提到過 ‘ 意義對等 ’ 概念， 即翻譯時不求文字表面的死板對應，而是要在兩種語言間達成功能上的對等。翻譯同 藝術創作一樣，翻譯時譯者會一直處在理解、消化原作精髓的過程中，但翻譯與原作的差距卻是必然存在的。這是因為兩種語言和文化之間在客觀上便存在著一些不同和差距。求同存異，把原文和翻譯之間的差距減小，這是所有譯者的理想。如果在羅馬尼亞文中難以找到一個完全和中文對等的語匯來表達同樣的內涵，我會想辦法解決這 個問題。途徑之一便是將來源語的深層結構轉換成目的語的表層結構，即用羅馬尼亞 文中相應的、通俗化的詞匯來直接說明或解釋原文的內涵，以便讓讀者更容易接受。”
白羅米教授從2012年開始翻譯第一部中國小說，即莫言的《天堂蒜薹之歌》，然后幾乎每年都翻譯一部作品。“ 這幾年來，我覺得一年比一年有更深的心得體會，我的翻譯技巧也越來越純熟。在翻譯過程中，我總是會思考中文和羅馬尼亞文的不同表達形式、邏輯思維和語言習慣，因此，翻譯時經常需要增添一些詞或短句，以便更準確地把原文所包含的意義表達出來。開始翻譯文學作品的時候，我還不敢增添詞匯或短句，后來逐漸意識到，若要彌補中文和羅馬尼亞文不同的思維方式和語言表達之間的溝壑，就必須做好轉換的工作。近幾年來，我更加真切地體會到，完成一個翻譯項目必須要以羅馬尼亞讀者的角度去通讀，對于那些讀不通順的語句，或者無法理解的表達，要盡量作出修訂，直到自己滿意為止。因此，我也一年比一年更嚴格地要求自己了。” 正是白羅米教授的這份嚴謹，讓越來越多羅馬尼亞人能夠更加準確、順暢地去閱讀中國文學，走進中國文化。
從接受到傳承：通過漢學勾連兩種文明
中國與羅馬尼亞的交流可謂源遠流長，從 17 世紀開始，羅馬尼亞在哲學、宗教、文學、歷史等方面就已經對中國有所探索，特別是史料中記載的中羅兩國交流第一人——18 世紀的尼古拉·斯帕塔魯·米列斯庫（Nicolae Spataru Milescu），被譽為是羅馬尼亞漢學的奠基人，他撰寫的著作《中國記行》更是開啟了羅馬尼亞人民了解中國的第一扇窗戶，也由此開創了中羅交往的先河。
然而羅馬尼亞漢學的真正形成卻相對較晚，正式起步要到 1950 年與中國互派留學生時算起。當時，在清華大學開設的以東歐留學生為主的中國語文進修班中就有三名留學生來自羅馬尼亞，分別為第十一任羅馬尼亞駐華大使羅明及其夫人（即著名的歷史學家與漢學家薩安娜），以及后來成為布加勒斯特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專業第一任教師的江冬妮（托妮·拉迪安）。他們的來華，與當年社會主義陣營之間的交流，以便促進不同民族之間的了解——這一宏大的理想有密切的關系，由此而誕生了羅馬尼亞第一代漢學家。之后，通過文化交流協定，中羅兩國于1956年分別在北京外國語大學和布加勒斯特大學開辦了對方語的教學，通過國內外雙渠道的培養，羅馬尼亞漢學家隊伍在比較短的時間內得以形成并有了較快的發展。自1956年布加勒斯特大學正式開辦中文專業至今，這所高校已培養出了400多名漢語人才，為中羅兩國友好交往作出了重要貢獻。
白羅米教授是布加勒斯特大學培養出的第三代羅馬尼亞漢學家，她的導師弗洛倫蒂娜·維珊教授是布加勒斯特大學東方系中文部的第二代漢學家，曾在 2013 年獲得漢語推廣特別獎。除白羅米教授，維珊教授的學生還有塔蒂亞娜·西格爾、迪努· 盧卡等翻譯家。因此，當談到對她影響最大的學者時，白羅米教授毫不遲疑地提到了自己的導師維珊教授，“在研究中國文化和語言過程當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人是維珊老師，她是我第一個漢語老師，也是羅馬尼亞最有名的漢學家，她到目前為止一直在支持我。”
白羅米教授長期致力于中國文學在羅馬尼亞的傳播，她談道，“ 我是1987年從羅馬尼亞布加勒斯特大學中文系畢業的，如今已經過去三十多年了，中文系的老師和研究生在那時就制訂并實施了一個翻譯中國典籍的計劃，其目的是為了推動在中國文化上有代表性的作品在羅馬尼亞的傳播。開始時，我們認為最能認識中國文化特征的方法應當是翻譯古代典籍，因此便把翻譯中國古代圣賢之書視為傳播和弘揚中國文化的使命。老子、莊子和孔子的智慧成為我們翻譯、介紹的重點，這在羅馬尼亞引起了持久的關注，并逐漸形成一個研究方向。不過，最近十幾年來我愈發意識到，文學也是一種認識中國歷史和社會的重要通道，羅馬尼亞讀者也需要了解當代中國。因此， 我就開始尋找最受歡迎的當代作家的作品，并將它們翻譯成羅馬尼亞語。”
白羅米教授完成的翻譯作品《我不是潘金蓮》便是如此而來。她說道，“2017年我在北京的時候，有幸參加了劉震云和外國譯者的一個座談會。在聽過作者對《我不是潘金蓮》這部作品的介紹，以及各國譯者分享他們翻譯這部作品的經驗后，我便被這部小說深深地吸引住了。我當時正在搜尋最新、最受歡迎的小說，所以馬上就想到， 一定得把它翻譯成羅馬尼亞語，讓羅馬尼亞讀者了解這位中國作家。我從去年開始翻譯這本書，雖已翻譯完，但還需要一兩個月從頭到尾再看一遍，再修改。我覺得劉震云所講的故事看似荒誕，但是也反映了中國當代社會的某些問題，他在小說里加入了一些傳統元素，以傳統文學中的公案題材作為小說的流行要素。另外，我也很喜歡里面富有表現力的語言，但這對譯者來說是個非常大的挑戰，因為得想辦法通過翻譯將 這種表現力移入羅馬尼亞語中去。”
相較于以往艱苦的漢語學習環境，如今的羅馬尼亞在漢語教學上已經完善了很多，白羅米教授對此感嘆道：“ 我是在 20 世紀 70 年代開始學習漢語的，當時沒有教材，也沒有工具書，更不用說什么語言環境。不過，我不怕困難，我會利用每一次難得的機會盡可能多地學習漢語。” 也正因為如此，白羅米教授在 20 世紀 80 年代初上高中時就決定以后到布加勒斯特大學中文系學習漢語，將來成為漢語老師。她笑著說：“ 老師和同學們發現我那么認真，而且下決心去克服所有的困難學好漢語，都把我叫作‘ 小中國姑娘’。目前，學習漢語的羅馬尼亞人已經有非常好的條件，有非常好的、非常漂亮的教材，也可以申請獎學金去中國進修。他們的機遇太多了！”
翻譯確實是一項耗時耗力的工作，同時也是非常具有挑戰性的工作，但是對白羅米來說，翻譯中國文學作品是她最大的樂趣。“ 中國人民教我，‘ 只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 ’。這么多年來，作為漢學家和譯者，我翻譯了眾多中國典籍和文學作品。作為孔子學院外方院長，我能夠借助孔院這一良好的工作平臺，在布加勒斯特和羅馬尼亞其他大城市舉辦當代文學座談會和研討會、新書發布會和推介會，由此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中國圖書在羅馬尼亞的傳播，增進了當地人民對中國文化的了解和羅中文化間的溝通。除了最近翻譯的《我不是潘金蓮》，我去年翻譯的莫言短篇小說《一匹倒掛在杏樹上的狼》，也終于在今年出版了，這讓我感到特別高興，充滿了成就感。接下來，我還會有新的翻譯計劃，因為中國文學有那么多的優秀作品值得翻譯，我會讓更多的羅馬尼亞人了解中國燦爛的文化和悠久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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