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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振華:“他鄉有夫子” ——十九世紀新教傳教士的《孟子》詮釋

來源:譯研網 作者:時間:2015-07-02 02:19

韓振華

(北京外國語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

 

 

作為一部儒家經典,《孟子》在西方的譯介、傳播已經度過了400多年的漫長歷程。十六世紀初,伴隨著宗教改革的風起云涌,歐洲文化的全球擴張開始了?!按蠛胶r代”的發展,最終將那些發愿獻身上帝的耶穌會士(Jesuits)帶到了東方和中國?!睹献印纷畛醯尼尬髦肪褪墙柚d會士之手開辟的。然而,在整個十七、十八世紀,“孟子”的名字主要仍是在羅明堅(Michael Ruggieri, 1543-1607)、利瑪竇(Matteo Ricci, 1552-1610)、衛方濟(Francis Noël, 1651-1729)等來華傳教士之間提起[①],還遠沒有抵達歐羅巴的大眾那里。

進入十九世紀,西方譯介《孟子》的主體轉移到了新教傳教士身上。他們的譯介活動,既有跟之前耶穌會士一脈相承的地方,亦有隨時代發展而產生的一些新特點。本文以新教傳教士柯大衛(David Collie)、理雅各(James Legge)、花之安(Ernst Faber)等人為例,考察十九世紀《孟子》在西方的譯介與接受情況。在充分占有材料的基礎上,本文將重點放在宗教思想史的考察方面,研究并“解碼”西人的接受語境、問題意識,以及視域融合的具體表現,并嘗試做出自己的價值評判。盡管《孟子》在西方的這段接受史已經成為過去,但梳理并厘清這段歷史,對于我們認識西方在二十世紀專業漢學(學院派漢學)之前對于《孟子》乃至整個儒學的理解方式,探究學院派漢學與傳教士漢學之間在思想和思維上的深刻關聯,無疑有著重要意義。

 

一、新教傳教士之《孟子》譯介——走向大眾

十八、十九世紀之交,伴隨著早期耶穌會士在中國傳教使命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傳入中國,歐洲譯介《孟子》的語言也從古老的學術語言拉丁語轉向英、法、德等普通人使用的語種。

1814年倫敦出版的一本英文童蒙讀物——《東方故事》中收錄了一則“孟子的故事(Story of Mencius)”[1],講的是追尋智慧的“孟子”到一個八十歲的老隱士家中借宿,老隱士因施舍財富給別人而沒有得到預期的回報,落得窮困潦倒,而痛詆人類“前恭后倨”、忘恩負義。孟子跟他說,“你既然并不是出于求回報之心而施舍他人,則不能指責他人忘恩負義。他人是否感激是他人的事,誰站出來承認自己有償報的義務,那么其他人就會贊美他;而你于此不應再期待什么?!彪[士聽了此話,心中大為佩服,于是拜孟子為師,學習智慧。這個故事未見于《孟子》,亦未見于其他古典文獻,當是《東方故事》一書的編者借孟子之名敷衍故事、宣化德行,但亦可見,經過耶穌會士兩個多世紀的努力,孟子在十九世紀初期的歐洲已經開始小有名氣。

1828年,英國新教牧師柯大衛(1791-1828)翻譯的《中國經典四書》[2]出版??麓笮l時任馬六甲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院長,他曾從英華書院創辦人、第一位來華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學習中文??麓笮l認為,較之“四書”中的其他三種,《孟子》在風格上“更富想象力,更有活力,更重修飾”[2]“前言”,4。而孟子本人“是一個有獨立原則之人”,“就他的本然能力而言似乎已經超越了著名的孔子”[2]“孟子傳”,5。出于傳教士的衛教立場,特別是新教的啟示觀[②],柯大衛認為孟子跟那些未受到神圣啟示(divine revelation)引導的大眾一樣,偏離了道德或德性的純粹原則;“他頻繁地向三教九流的人反復灌輸那些眾所周知的道理,由此自然就跟由無限智慧開出的真理相敵對”。不過,跟孔子一樣,“他并不是用來說明神圣啟示非關緊要的合適例子”[2]“孟子傳”,6。至于說孟子編定《詩經》、《書經》,死于94歲高齡,則顯系無稽之談??麓笮l譯《孟子》時曾讀到過漢學家儒蓮(Stanislas Julien, 1797-1873)用拉丁文翻譯的《孟子》上卷[3],亦參考了一些后世注疏;他在譯文中也加入一些腳注解釋中國文史知識,偶爾點題式地比較中、西之禮俗,借古喻今,諷喻十九世紀初的世界政治。

作為傳教牧師,柯大衛顯然十分困惑于《孟子》中的宗教信仰問題?!睹献印ち夯萃跸隆返?/span>3章引《尚書》“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按,《孟子》引文與《尚書·泰誓》原文不盡相同)柯大衛將“上帝”譯為“High Ruler”,并加注釋云:

 

“上帝”(也有人將其迻譯為“Most High God”)被一些中國學者視為表達基督教“真天主(true God)”名稱的最佳中文詞。不管“上帝”究竟為何方神圣,中國人確實對他表現出相當的敬畏。但經過細細思量,我們更傾向于認為,“天”在表達“上帝造物主(the Deity)”意涵時要比其他中文詞更為合適。然而,必須承認,至少就此處而言,同樣的最高力量歸功于“上帝”,而“上帝”又一致地歸功于“天”?!档米穯柕氖?,“上帝”究竟是中國人所謂“理(principle)”的人格化(這principle即是“天”),還是“天”就是“理”。如果這確乎屬實,那么“上帝”和“天”就是同樣的東西,即天主。[2]《孟子》“上”第19頁注

 

柯大衛認為,“儒家似乎對那種盛行于東方哲學中的關乎神圣天命的荒謬觀念(將塵世所有的善惡、自然皆歸因于一種至高無上的力量)一無所知,與之相反,他們一致而明確地認為,人的罪過和不幸完全是咎由自取。同時,他們又聲稱堅信天命和隱秘的天意”[2]《孟子》“下”第102頁注?!睹献印る墓稀返?/span>4章提到“當堯之時,……洪水橫流,泛濫于天下”,某些早期耶穌會士推測這次洪水就是《舊約·創世紀》中提到的挪亞洪水,柯大衛對此持一種含糊的態度:一方面強調二者之異,一方面又不否認二者有相同之可能,認為更值得關注的是《創世紀》編者摩西(Mose)和中國歷史學家們借洪水事件而宣揚的教導[2]《孟子》“上”第80頁注;在另一處,他又說,挪亞(Noah)的某個后人很有可能在洪水時來過中國[2]《孟子》“上”第92頁注??麓笮l并沒有如白晉(Joachim Bouvet, 1656-1730)等索隱派(Figurists)耶穌會士那樣遽下結論,這顯示了他的謹慎。

不過,跟啟蒙主義者沃爾夫(Christian Wolff, 1679-1754[③]畢竟不同,柯大衛始終認為,強調人類自身的道德本能而不談神圣啟示是根本錯誤的:在注解《孟子·公孫丑上》第6章的“四端”、“推恩”學說時,柯大衛認識到,孟子以為“將德性原則發揮到完美的極致,這完全依靠自己”,“這些人類自身功德和道德能力的推崇者可以獲得天國圣人的溫和贊許,但與之相比,(宗教)人性和神圣啟示學徒的專注與精確毫無疑問更為杰出;前者的理論基礎包含了一個根本謬誤?!?/span>[2]《孟子》“上”第47頁注

對于儒家所宣揚的孝道,柯大衛也有所指摘:《孟子·離婁上》第19章講曾子、曾元事親,柯大衛特別指出,“我們必須警告那些追慕孟子的人,不能因為受了他的誤導,而為了取悅父母或其他人就違背了上帝的神圣律令?!?/span>[2]《孟子》“下”第106頁注在祭禮問題上,柯大衛也表現出困惑?!睹献印る墓稀返?/span>2章講滕文公聽孟子話后服三年之喪,柯大衛議論道:“一個人如果受到德性原則的影響,當然會深悲于嚴父慈母的去世,但是,我們怎么可以想象,一個真正有德的人會那樣崇敬他故去的雙親?每個真正文明的人都知道,那種崇拜和敬愛只應隸屬于至高無上的上帝?!?/span>[2]《孟子》“上”第74頁注

柯大衛《孟子》譯本是《孟子》的第一個英語譯本,在理雅各的譯本后來居上之前,它在英語學界產生了一些影響。例如,美國漢學家衛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在《中國總論》[④]一書初版中對孟子的介紹,就以柯大衛譯本為基礎。他認為孟子“表現出思想的獨創性,目標的堅定性,觀點的廣泛性,在許多方面還超過孔子,因此必須看作亞洲國家所產生的最偉大人物之一”[4],這也參考了柯大衛對孟子的評價。

 

二、朝覲東方?——理雅各的《孟子》譯介及其影響

至十九世紀四十年代,英、法、德三種語言中都有了《孟子》譯本,但經過時間的淘洗,它們仍無法稱得上是各自語言中的經典譯本。真正經典的譯本,是通過漢籍歐譯的三位大師級翻譯家英國新教傳教士理雅各(1815-1897)、法國耶穌會士顧賽芬(Séraphin Couvreur, 1835-1919)和德國新教傳教士衛禮賢(Richard Wilhelm, 1873-1930)之手完成的。限于題旨[⑤],筆者在本文中僅介紹理雅各的英譯本。

跟馬禮遜一樣,理雅各也是倫敦布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傳教士。相比于“傳教士”身份,理雅各更為世人所知的其實是“中國古代典籍的翻譯者”這一身份。由他翻譯的多卷本“中國經典”,至今仍被許多西方漢學家和讀者視為標準譯本之一。杰出的翻譯成就為他在專業學術領域贏得了巨大的肯定——他成為西方漢學界最高學術獎——“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的首位獲獎者(1875),并在返回英國后擔任牛津大學第一任漢學教授直至去世(1876-1897)。

理雅各翻譯儒家經典,仍然服務于傳教的目的。不過,這位“朝覲東方”[5]的新教傳教士主張,儒學與東方宗教中的無神論(如佛教)和泛神論(如婆羅門教)并不相同,它跟基督教之間并非敵對關系。要讓西人深入地了解在中國影響既深且巨的儒學思想,則必須從翻譯開始。理雅各長年在香港譯書,其間曾從一些中國人那里得到過譯事上的幫助(如王韜、黃勝,等等),后在英國鴉片商人Joseph JardineRobert Jardine的資助下出版“中國經典”系列。

理雅各所譯《孟子》初版于1861[6],之后又有多個不同版本。1870年紐約重排本[7]書前有編者“導論”[⑥],借用理雅各的話介紹孟子生平,以及東漢趙歧(約108-201)對《孟子》的編排、注釋,南宋朱熹(1130-1200)《四書章句集注》對孟子的注解,以及明初錢唐(1314-1394)對孟子地位的捍衛;討論趙歧較多,似有較多同情?!皩д摗狈Q孟子是一個“共和主義者”(Republican),但在引述《孟子·盡心下》第14章“民為貴,……君為輕”時,誤將理雅各“the sovereign the lightest”末詞印成“highest”,語意遂為“民為貴,君最高”[7]XII,差可引人發噱。此版未附中文原文,亦無注釋,但書后有完整的術語及主題索引。

1875年出版的《孟子其人其書》[8]是一個普及性讀本,書前有長篇(共121頁)“緒論”(Prolegomena),詳述《孟子》其書的歷代詮釋與地位升降、孟子其人及思想,并與楊朱、墨子、荀子、韓愈等人展開比較。此版仍未附中文原文,但有詳細注釋及術語、主題索引。理雅各對孟子多有推崇,他認為,孟子完全可以跟他的同時代人柏拉圖(Plato, 約前427-347)、亞里士多德(Aristotle, 約前384-322)、芝諾(Zeno, 約前490-425)、伊壁鳩魯(Epicurus, 約前341-270)、狄摩西尼(Demosthenes, 384-322)平起平坐,而不必妄自菲薄[8]“緒論”,16。他對孟子的正面評價集中表現在:

 

然而,當我們不打算從孟子那里找尋新的真理時,他天性中的特異面卻比他的老師(按,指孔子)更引人注目,在他身上有股“英氣”。而且他還是一位辯論大師;當他不“好辯”(他曾解釋說自己不好辯)而不得不辯時,他確實表現出辯論大師的風采。我們情不自禁地欣賞他在推理過程中的精巧微妙之處。比起孔子,我們對孟子更多同情,他離我們更近。他并不是那樣令人望而生畏,而是更讓人欽佩贊嘆。圣人們的教誨傳到孟子這里,便從他的心靈中浸染上他的色彩;而這些教誨正是因為賦予了孟子的特色,才在今天的智識階層和讀者那里獲得廣泛的篤信。[8]“緒論”,43

 

當然,理雅各亦十分強調《孟子》與基督教教義之間的沖突之處,特別是孟子的“性善”論與基督教正統的“原罪”說[⑦]之間的對立尤難彌合。針對這個難題,理雅各借道十八世紀英國著名神學家巴特勒(Joseph Butler, 1692-1752)主教[⑧]的道德主體理論,通過強調其與《孟子》之同,就可以實現為《孟子》辯護的目的了[⑨]。理雅各的這種做法,自然有其特殊情境之下的實際考慮,但細繹其用心,卻跟早期來華耶穌會士的“適應”路線若合符節。

當然,理雅各對孟子亦有較多非議,主要表現于:

1)孟子自稱為“師”(人師、帝王師),但缺乏“靈魂的謙卑”(“緒論”第52頁),而“缺乏謙卑自然就伴隨著缺乏同情心;他的說教是生硬的”(“緒論”第71頁)?;浇陶J為人人都有為惡的傾向(原罪),就此而言,神圣全善的基督是無法企及的,人與上帝之間的距離如何夸大都不為過。然而,孟子卻對人的“原罪”毫無認識。孟子為堯、舜、孔子建構了一幅完美無比的形象,但是,孔子自稱七十歲方能做到“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第4章),這本身就推翻了孟子關于孔子的完美想象。孟子認為“人皆可以為堯舜”,這在理雅各看來也是言過其實,強不能以為能??傊?,孟子“關于上帝言之甚少”,整部《孟子》中也沒有對上帝表現出“自然的虔敬”,“其理想的人性中并沒有包含對上帝的義務” [8]“緒論”,71。

2)在政治事務上,孟子跟孔子一樣,對除中國之外的其他偉大而獨立發展的民族缺乏認識,他的華夷思想給現在的中國統治者和普通人以很壞的影響,使得他們狂傲自大,自以為優越于外國人。理雅各小心地為殖民者的行為辯護:“他們(按,指基督教國家)不想征服中國的領土,盡管他們攻擊并打破了中國人的防御工事”。他認為,對于新興起的一代懂得平視并學習西方的中國思想家而言,“孟子將作為一個研究對象而非指導原則” [8]“緒論”,76。

3)孟子不應該激烈地攻擊墨子,并將墨子和楊朱視為同類。理雅各認為,墨子是中國古代最高貴的人之一,其“兼愛”思想立基正確,其缺憾僅在于——墨子以眾人皆有的利己考慮為權宜之計來論證“兼愛”的價值,這易授人以柄。孟子攻擊墨子,使墨子“體無完膚”,“這只是在他(按,指孟子)和我們之間制造障礙”;孟子這樣做,也違背了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金律。理雅各認為,儒墨之間的差別并沒有孟子所攻擊的那么大;他引用韓愈(768-824)《讀墨子》,來說明孔、墨相用的道理。理雅各揚墨貶孟,當然并非僅僅出于學術的客觀性考慮;個中關鍵在于,墨子的“兼愛”思想跟基督教所宣揚的“愛”(上帝的慈愛,以及對上帝的敬愛)若合符節。當然,理雅各也沒有忘記特別指出,“跟中國圣哲的心靈所能意識到的相比,(基督教)‘愛’的范圍是多么寬廣!” [8]“緒論”,119-120

這篇“緒論”雖有文字及時間記述等錯誤(估計有部分錯誤是手民誤植),但其博贍與細致,卻遠非之前譯者及同時代其他譯者之能及。至于理雅各的譯文,因為追求形、神兼備,要在英語中復制漢語的某些句式,所以直譯偏多,譯文中增加的詞和短語皆以斜體標出。這種處理方式好處在于可以帶給英文讀者一些漢語表達方式上的“生料”,增加其直感;缺點也很明顯,即使得譯文太過僵直,可讀性降低。但1875年《愛丁堡評論》上的一篇書評認為,比起之前理雅各翻譯的《論語》,《孟子》的譯文“讓人更滿意,包含很多精彩之處”;“很明顯,比起孔子來,我們這位飽學的博士(按,指理雅各)對孟子有更多偏愛”[⑩]。英國漢學家韋利(Arthur Waley, 1889-1966)曾從理雅各翻譯的《孟子》中找出108處誤譯,并指出,之所以有這么多誤譯,部分原因是理雅各過于倚重朱熹而忽視了趙歧的注釋[9]。而美國漢學家倪德衛(David S. Nivison, 1923-)認為,理雅各譯文給很多讀者的印象是“老式而笨拙的”,“不過在很大程度上這源自一種非凡的認真——譯者拒絕掩飾文本中那些難以確定含義之處。所以理雅各的笨拙實際上是一種美德”[10]177。國內學者近年對理雅各的“中國經典”翻譯也有一些研究[11],但往往只從翻譯學中的信息及功能等值性角度評騭譯文優劣,雖有參考價值,但多數論著難免瑣碎,亦有吹毛求疵之嫌。

理雅各的“中國經典”譯本甫一出版,便廣為傳播,迅速成為英語世界的標準譯本。其較早影響所及者,如1867年美國長老會(Presbyterian)傳教士露密士(Augustus Ward Loomis, 1816-1891)出版的《孔子與中國經典:中國文獻讀本》,其介紹《孟子》的部分分五個方面摘引《孟子》(分別是:論統治、形而上學與道德學說、圣賢理想、倫常禮儀、其余種種)[11],依據的便是理雅各的譯本。1939Robert O. Ballou等人所編的《世界圣典》,從七個方面摘譯了《孟子》[12]428-463,編者自稱所選《孟子》的譯文出自Charles A. Wong的“四書”英譯,后者“在中國出版,但沒有標明出版社和出版日期”[12]1358,1382。不過,正如倪德衛所指出的,它們實際上取自理雅各1861年的譯本,因此應為理氏所譯[10]178。而其他直接或間接引述理雅各譯文及“緒論”內容的論著更是難以計數。

 

三、花之安:人性、倫理學與國家學說

1877年德國傳教士花之安(1839-1899)的《中國哲學家孟子的思想,或一種以倫理為基礎的國家學說》[13]堪稱理雅各之后的《孟子》譯介代表作。1882年此書以《孟子之心,或基于道德哲學之上的政治經濟學:中國哲學家孟子思想的分類摘編》[14]為題出版英文修訂版?;ㄖ渤鯙樾陆绦帕x宗禮賢會(Rhenish Missionary Society)的修士,之后獨立傳教,并在上海成為同善會(又稱魏瑪傳教會,General Evangelical Protestant Mission Society)傳教士?;ㄊ现型馕闹鲐S碩,在中譯西方面,除譯介《孟子》外,還向德語世界譯介了《論語》(1873)、《墨子》(1877)和《列子》(1877[12]?!睹献又摹菲鋵嵤且徊空g和評論相結合的著作,分三大部分摘評《孟子》中的章節。第一部分“道德科學的因素”,包括“道德科學之屬性”、“德性及其相應義務”兩章;第二部分“道德科學之踐履”,包括“一己之個性”、“倫理-社會關系”兩章;第三部分“修身意在治國”。

此書“前言”(Preface)稱《孟子》已譯為好幾種歐洲語言,不過,孟子的理論卻仍然幾乎不為人所知,原因在于,中國哲人的著作普遍缺乏現代意義上的系統性。不過,“孟子要比其他中國人更適合作為基礎去說明福音書與中國人心靈的和諧一致”[14]10,所以,花之安從1872年起就計劃將一個系統化的孟子介紹給西方。他稱道理雅各的譯本毫無疑問是當時已有譯本中最好的,不過他卻時常不得不或多或少地偏離理雅各,原因在于理雅各只延用朱熹的解釋,而花之安本人依照的卻是“最新最好的詮釋著作”——焦循(1763-1820)的《孟子正義》。他認為焦著雖然后出,但卻采用趙歧的古老注釋,這一點正與朱熹相反(朱熹將佛教哲學引入了他對孟子的解讀中)?;ㄖ沧约旱姆g略去了某些章節,以便于大眾理解。他認為理雅各《孟子》譯本加注解太少,而理雅各所譯其他經書就好多了,個中原因只是因為理雅各對孟子哲學之同情太少?;ㄖ泊_信,任何一個細心讀《孟子》的人都會在其中發現巨大的吸引力。而且,依照他在廣東十二年的實際生活經歷,他認為“孟子哲學最能代表中國心靈的一般情形”[14]12;而擁有這份獨特的履歷,他自認為已經正確而完滿地領會了孟子哲學的真意。

“導論(Introduction)”始自對亞洲殖民形勢和中國周邊局勢的分析?;ㄖ舱J為,中國已被強大而多樣的列強所包圍,她本身成為歐洲事務的一部分;各個民族獨立走自己道路的時代已經結束。中國在理解西方方面并不成功,因此,就需要一種源自西方的交流媒介在西方和中國的文明原則之間提供比較解讀,以鋪設溝通的道路。為此,西方人必須首先深入了解中國。因為中國人一直保守好古,最愛援古證今,古人和古代經典仍然是中國的權威和道德法則,所以,準確地理解中國經典的內容,不僅具有古典學或科學求真的價值,而且也具有巨大的實際重要性——據此,外人可以在中國的日常生活中如魚得水,應付裕如[14]“導論”,5-6??梢哉f,《孟子之心》就是這樣一部以通古化今、比勘中西為意圖的比較哲學/宗教學著作。

書中縱論孟子所處的時代氛圍及其隔世影響,時時與其他中國思想家比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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