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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廣達談沙畹及法國現代漢學的轉型

來源:譯研網 作者:時間:2020-08-11 10:09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法國漢學一再展現驕人的成就,巴黎因而成為舉世矚目的漢學中心。法國漢學在這一時期的領先優勢,即便在歐洲,也得到當時英、德、荷、俄、匈、瑞典等國諸多有成就學者的首肯。


鑒于這一形勢,陳垣等中國學者多次表示,應當將漢學中心由巴黎奪回到中國來;1928年1月,傅斯年向蔡元培陳述建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必要,揆其初衷,也未嘗不是出于同樣的心態。

法國的漢學之所以能在這一時期脫穎而出,在于當時的法國漢學家一代比一代具有更加明確的指導思想和問題意識:若要使漢學研究富有成果,就不僅需要致力于探討中國和東亞的傳統舊學,也需要善于參照西方的古典舊學,借鑒近代西方日新月異的新知,促使漢學更加邃密深沉;與此同時,也不能忽視西方近代科研模式的不斷更新或轉型,推陳出新。

換言之,法國漢學之領先,在于既不忘記歐洲十八世紀以來研究中國學問的成就而加以繼承,又在處理具體課題的方式方法上致力于在知識論和方法論層次上做出調整與更新,使之符合十九世紀以來西方現代學術發展的水準及其范式的要求。在這一治學程序的轉變過程中,無疑,愛德華·沙畹在承上啟下、融會中西的舊學新知方面涉及的領域最廣泛、最富首創性,可以說是在實踐中帶頭的核心人物。

十九世紀八十年代,沙畹跨出校門不久,以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學子的身份踐臨中國。來到北京,一切都讓他感到奇妙,實地的觀察使他具備了不同于前人的研究中國的視野;從此,他常在中國讀書人幫助下閱讀艱難的漢文文本,同時,認真參照西方歷史學、社會學、民族學、文化人類學等學科的進展,縝密思考如何強化漢學課題的研究。他相繼著手的不同課題促進他不停頓地擴展漢學研究的史料范圍,有時候,勢須協同諸多學侶或弟子一道發揮聰明才智,利用多種語系的語言文字,參照、借鑒希臘拉丁古典學、印度學、伊朗學、阿爾泰學和歐洲近代東方學成就來考釋史料、解讀文獻,或借助其他人文社會科學的最新成果作為參照系,在漢學領域開創性地建構不同于此前史學的史考、史纂和史釋。

由于沙畹譯注司馬遷的《史記》的首創性作用,法國漢學日益形成完備的體系,研究中國的學問被逐步建構為匯總歷史、考古、碑銘、傳統語言文字學(philology)、文學、哲學、宗教、民族、民俗、藝術的綜合學科。在沙畹門下,杰出的登堂入室弟子除了本國的伯希和(Paul Pelliot,1878-1945)、馬伯樂(Henri Maspero,1883-1945)、葛蘭言(Marcel Granet,1884-1940)三杰之外,俄國的阿理克(Vassili Alexeiev,1881-1951)、瑞士的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等人也置身沙畹門墻,日后并成西方漢學界翹楚。在西方漢學這一學風轉變過程中,不妨也將瑞典的高本漢(Klas Bernhard Johannes Karlgren,1889-1978)、美國的勞費爾(Berthold Laufer, 1874-1934)列為沙畹的私淑。一百二十余年來,沙畹和他的學侶與門生一直影響著國內外的同行學者。對中國來說,他們在二十世紀初直接、間接促進了中國傳統文獻學和史學的轉型。

臺灣中研院院士、臺灣政治大學歷史系講座教授張廣達先生近年來持續關注十九世紀末葉二十世紀初葉漢學研究在中、日、俄、法、美等不同國家的轉型特色,其中對法國方面就以沙畹為例進行了深入剖析。在張先生看來,沙畹的最大貢獻可以歸結于一點:他以親自的踐行為當代漢學確立了專業規范(professional standards),與當代同儕相比,他更卓有成效地將漢學這一專業訓練(professional training/discipline)引上了現代學術研究的軌道。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漢學不再僅僅是西方傳教士、外交家等業余者的嗜好了。

1814年法蘭西學院創設“漢語和韃靼-滿語語言與文學”講座,是法國現代漢學建立的標志性事件,迄今已逾兩百周年;剛剛到來的2015年,又恰逢沙畹誕辰一百五十周年?!渡虾u》因而邀請張廣達先生就沙畹及其所代表的法國現代漢學形成之初的諸多特征做些介紹。(李丹婕)

沙畹(édouard émmannuel Chavannes,
1865.10.5-1918.1.29)


中國學界目前對沙畹的了解并不充分,尤其是他進入中國研究領域之前的經歷,很少有人談及,所以請您首先大概談談沙畹的出身和家庭情況。

張廣達:一個人青少年時期的經歷確實對他日后的發展有著至關重要的影響。沙畹1865年出生于法國里昂一個深富文化教養的基督教新教家庭,這個家族源出于法國東部Haute Savoie地區的Charmoisy村,這個村子位于橫亙法國和瑞士兩國之間的萊蒙湖(Le Lac Lemon)以南約十公里,東行八公里是Thonon,更東是vian,兩地都是阿爾卑斯山區的旅游勝地,以礦泉水享譽世界。Charmoisy村西南行約二十公里是瑞士日內瓦,隔萊蒙湖北望是瑞士洛桑。1536年日內瓦市民起事,驅逐了統治當地數世紀之久的天主教主教,邀請法國宗教改革家卡爾文(Jean Calvin,1509-1564)前來主持政教合一的新政府,從此,日內瓦成為新教卡爾文宗的基地。同年,卡爾文派的教義從瑞士傳入法國境內沙畹氏祖先居住的Savoie。


沙畹家族自十六世紀以來即信奉新教卡爾文宗。大約是1602年,沙畹氏祖先Bernard Chavannes為逃避對卡爾文宗的宗教迫害而從Haute Savoie遷出,泛萊蒙湖移居瑞士洛桑,并于1618年入籍瑞士。1865年沙畹在法國里昂出生后不久母親便棄世,幼兒沙畹便被送回瑞士洛桑,在祖母身旁長大,原因無他,沙畹家族的故居本在萊蒙湖的一南一北。這些細節似乎并不起眼,其實非常有助于我們了解沙畹出身的家族背景。

為什么這么說呢?因為走出中世紀的西歐,經過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和十七世紀宗教戰爭,提供了現代民族國家形成的若干范例。在各個現代民族國家形塑各自國民的集體性格上,十六世紀以來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的反復較量以及長期的宗教戰爭起了至關重大的作用。瑞士人集體性格中的刻苦勤奮、行事嚴格認真,例如體現在工藝制造上的一絲不茍、精益求精的精神,實與新教卡爾文宗有至為深厚的歷史淵源。

有關新教與邁入資本主義社會的人們精神面貌之間的關系,韋伯(Max Weber,1864-1920)名著《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已有詳述。沙畹的家族,十六世紀末葉以來,先是生活在新教卡爾文宗中心地區日內瓦湖周圍,十八世紀后又生活在日內瓦共和國,可以說,新教倫理塑造了沙畹家族的門風。我們中國人在與西方人交往中,往往不大注意理解宗教在他們生活中的作用,但要真正理解西方世界,應當認真對待其宗教背景和影響。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沙畹在他日后的研究中注重引入和運用某些科學認知的范式,這應當與祖父是植物學家、父親是工程師的家庭熏陶不無關系。沙畹一生敬業勤奮,以不知何謂疲倦知名,著述等身,其中很多撰著往往一再修訂,務求盡善盡美。如果說這些都反映著家教的影響,那么,這種家教又當從他生前兩百年余年的新教家族背景追溯其形成的源頭活水。

孩提時代的沙畹在瑞士隨祖母生活,后來回到了法國接受學校教育,您能說說沙畹早期的教育經歷嗎?


張廣達:沙畹的母親產后不久過世,沙畹被送到瑞士萊蒙湖北岸的洛桑,與祖母一道生活,后來回到法國里昂與父親同住,完成了中學教育。

沙畹從洛?;氐嚼锇旱那昂?,法國的教育制度已然經歷過改革,先前的改革是為了適應法國工業革命的要求。1870年普法戰爭爆發,法國最終戰敗。戰后新成立的法國第三共和國政府檢討戰敗的原因,也進行過有關教育的辯論,戰后的教育改革便更多著眼于使教育適應戰后形勢,培養客觀現實所需要的民族國家精英和主管人才。

法國有多種形式的高等學府,在法國人心目中被見重的高等學府并不是一般大學(l'université),而是一些以大學院(Grand cole)見稱的學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設在巴黎五區玉勒姆街(rue d'Ulm)的高等師范學院(cole normale supérieure),簡稱“高師”。高師遵循著創立者拿破侖一世規定的教育方針,以拉丁文、修辭學、數學為主要教授內容,以栽培學生達到美、善、真的境界。數學培養人求真,修辭學實際上是學習哲學。高師的在校學生被叫作“高師生”(Normalien),身為“高師生”,享有很高的社會榮譽。高師為二十世紀的法國源源不斷地培育著世界知名的思想家,大學者。法國的諾貝爾獎得主不少是“高師生”。

高師生主要來自兩所中學,其中之一就是沙畹從里昂轉到巴黎后就讀的路易大帝(Louis le Grand)中學。沙畹在中學時期已然受到了良好的全面基礎教育,打下了堅實的希臘、拉丁古典學識的根底,這使他順利地進入了巴黎高師。1885年,二十歲的沙畹進入高師后,主修康德(Immanuel Kant,1724-1804)哲學,課題是康德哲學著作之一《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原理》。

我們注意到,您曾經在《王國維的西學與國學》一文中特別提到早年王國維多次研讀康德的經歷,在談及沙畹的學術歷程時,也強調他在高師階段對康德哲學的深入鉆研,能具體說說個中詳情嗎?

張廣達:這一情況非常值得我們今天注意。沙畹選擇這一課題并不是偶然的。十九世紀末葉,繼黑格爾的觀念哲學盛行之后,德國興起了“回歸康德”(Zurück zu Kant)的思潮。關于十九世紀末的德國哲學界,日本研究康德的老一輩哲學家桑木嚴翼(1874-1946)曾有實地觀察。桑木曾留學英、美、法、德諸國,其間居留德國時間最長。他注意到,十九世紀法國思想界的大趨勢是傾向于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的實證主義,到十九世紀末葉德國形成新康德學派之后,法國學界也跟著開始認真研究康德哲學了。

沙畹如此,這也讓我們聯想及于王國維。1898年王國維在上海就學于東文學社,看到東文學社日本教師田岡佐代治(田岡嶺云,1870-1912)文集中引用康德,他在這一啟示下而開始后來四度鉆研康德。這一連串的現象看來似乎偶然,但是如果深究當日歐洲思潮對東方的影響,這其實是歐風東漸的余波蕩漾。

沙畹的畢業論文是與高師的同學安德勒(Charles Andler, 1866-1933)合作完成的,由康德《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原理》的法語譯文和長篇導言 / 緒論構成。我們看到,導言分為六節:(一)一般自然的形而上學、(二)物質自然的形而上學、(三)形而上學向物理學(形而下學)的過渡、(四)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所導致的自然哲學的變化、(五)康德與牛頓的關系、(六)結論??梢哉f,這篇導言系統地論述了康德有關運動學、動力學、靜態力學的形而上學原理。

鉆研康德哲學,看上去與漢學研究相去甚遠,實則不然。我認為,沙畹后來在漢學研究中展現出來的驚人才華與早年打下了良好的思維訓練的底子大有關系。王國維亦然。

那么沙畹是如何由哲學轉向(或者躍入)漢學的呢?

張廣達:這就不得不說到沙畹早期學術生命當中的幾位“領路人”。第一位是高師院長佩柔(Georges Perrot,1832-1914)。在高師求學的過程中,沙畹深得佩柔的賞識。佩柔是法國著名的古代藝術史專家,特別是希臘古典藝術專家。

他注意到了沙畹的教養和潛力,因此非常熱心地培養他,并勉勵他將治學方向定位于研究中國。沙畹正是在佩柔的鼓勵下,漸次確定了此后研究中國的大方向。因此,在高師讀書期間,沙畹不僅到巴黎東方語言學院隨冉默德(Maurice Jametel,1856-1889)學習漢語,還到法蘭西學院聽德理文(Hervey de Saint-Denys, 1823-1892)講授有關中國的課程。在這里,需要提醒大家的一點是,當時巴黎東方語言學院所開設的漢語和相搭配的課程,旨在培養譯員和外交官,可不是培養學者。

導致沙畹轉換專業過程中的另一位關鍵人物,是1880年執鞭高師歷史教席的當時法國史學界的領軍人物莫諾(Gabriel Monod,1844-1912)。此前十年,1870年,法國在普法戰爭中戰敗,但法國很多年輕士子照樣前往德國修讀歷史學的博士學位,莫諾即是其中之一。

原因在于,歷史學在十九世紀的普魯士和德國處于極盛時代。在當時的普魯士和德國,史學界不僅有聲名赫赫的蘭克(Leopold von Ranke, 1795-1886)、蒙森(Theodor Mommsen, 1817-1903)等巨擘,也涌現了大批兼顧專精與博覽的史家,所以人們常常因為德國歷史學興旺發達的成就而將十九世紀稱為歷史學的世紀。當時德國歷史學家搜集、處理史料和研究史學的方式方法日益定型,他們發凡起例,撰寫體大思精的論文或專著的章法日益圓熟。

莫諾早年留學德國,深得其師魏茨(Georg Waitz, 1813-1886)的真傳,而魏茨是歐陸普魯士史學派宗師蘭克的首席弟子,魏茨在批判地處理文獻和嚴格精審地考據史實方面,甚至還要青出于藍,高出他的老師。通過莫諾,蘭克史學的學風延伸到了法國。終其一生,莫諾在法國展現著十九世紀普魯士和德國的史學傳統特色。

1876年莫諾創辦《史學評論》(Revue historique),并長年主持該刊,莫諾通過該刊,建立了法國史學界的“方法學派”(l'école méthodique),直到上個世紀三十年代,這一學派一直居于左右法國史壇的導向地位。

莫諾從史學方面指導沙畹,同時將他引薦給了考狄(本人自稱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嫉沂钱敃r法國研究中國和搜集西文的中國文獻的專家,綽號“活卡片”??嫉页錾诿绹聤W爾良,1869-1876年間生活在上海,供職于一家商行??上?,長年在遠東的居留并沒有使考狄掌握漢文。

他回國后受聘為東方現代語學院的遠東各國歷史、地理、法制體系教授。1890年與荷蘭萊頓大學中國學教授施古達(Gustave Schlegel, 1840-1903)共同創辦并合編《通報》(T'oung Pao)??嫉揖幾胛餮笱芯恐袊摹吨袊鴷俊罚˙ibliotheca Sinica)達到了巨細無遺的程度,他由此掌握了西方漢學業績的全貌,對當時西方的漢學研究現狀和動態了然于心。

這份書目后來也受到中國同行的重視,圖書館學家袁同禮(1895-1965)就曾為此書編纂續編。顯然,就熟悉歐洲漢學界的既往成果、時下動態和未來發展趨向而言,考狄比莫諾更為內行,可以給予沙畹更具體的指導和更切合實際的建議。沙畹由于是學哲學出身,本想從翻譯中國經學著作入手??嫉诣b于英國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在翻譯中國經典方面的建樹,建議沙畹留意西方學者還沒有認真觸碰過的中國史學文獻。這一及時的點撥對于沙畹擇定日后的研究方向起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看來沙畹的知識結構底層,具有哲學認識論、史學方法論的深厚基礎,這和他后來的具體研究有怎樣的關系呢?

張廣達:可以說,沙畹在進入中國研究之前,已經既了解德國、法國史學全貌,也趨同于演變中的某些十九世紀的史學觀念和歷史哲學觀念。此外,由于他熟悉古典時期的希臘羅馬、中世紀的歐洲、法國本國舊制度時期和十九世紀的學術沿革,加上歐洲史學家研究地中海古典文明和國別史的優秀著述具在,可供他有足夠豐富的營養吸收,足夠豐富的成功先例借鑒。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幾位輩分稍早于沙畹的法國歷史學家對后來沙畹的學術見地大有影響。比如歐內斯特·勒南(Ernest Renan, 1823-1892),這位法國學者主要研究猶太教和早期基督教史、中東的語言與文明,探討近代民族的定義與民族認同的形成。說實在的,今天西方討論近代民族觀念的著作,多受勒南的啟示,有時直接援引的就是勒南的論述。另一位是史學家、文學藝術批評家伊波利特·丹納(或譯泰納,Hippolyte Taine, 1828-1893)。他在《英國文學史》(1864)引論中提出文學批評、藝術創作及其發展趨向三要訣(triad):race(種族,英語譯作nation/民族)、milieu(環境)、moment(契機)。

在丹納看來,認識、研究、評述作家和作品,必須從民族、環境和契機這三方面占有大量材料,進行科學分析。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沙畹在著述中每當需要強調中國和西方之不同的時候,就會提及泰納的種族/民族說。

還有一位就是德·庫朗熱(Fustel de Coulanges, 1830-1889),他是研究古代希臘羅馬社會史的大家,撰寫《古代城邦:希臘羅馬的宗教、法律和制度》(1863),這是一位具有社會學意識的古典學家,對著名的社會學家涂爾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也有很大影響。這些十九世紀法國杰出史家建立的學術范式都或隱或顯地啟發了沙畹后來對中國的研究。

以上是沙畹立足的學術土壤的簡況,接下來他就進入了中國。1889年(清光緒十五年)初,由于佩柔向法國教育部的力薦,二十四歲的沙畹被法國外交部派往北京,當時給了他一個法國駐清公使館散編隨員的名銜,但不承擔任何具體工作,他的任務就是進修漢語和漢文,并確定具體課題和研究方向。今天看來,派遣學生出國深造不足為奇,但在當時,除了德國的福蘭閣(Otto Franke,1863-1945)比他早到北京一年之外,沙畹來華實際上是西方向中國派遣留學生的開端,此前來華的只是外交人員、傳教士、商人、探察家、旅行者等。

到達北京三個半月,經歷了新鮮奇妙感之后,沙畹就為自己確定了兩項主要工作:一是發愿譯出中國古代史學巨著《史記》全帙,據以研究中國上古的歷史,探索中國的文明源流;二是在搜集相關圖書,特別注意搜集兩漢畫像石刻拓片、歷代碑銘資料乃至中國境內外各種民族文字的銘文。實際上,搜集、整理、考釋拓片成了沙畹終生持之以恒的工作。

沙畹研究中國歷史,從翻譯《史記》的八書之一《封禪書》和整理殷代歷法入手,讓人們見識到了這位年輕學者出手不凡。顯然,這一選擇能夠一舉多得:通過譯注史文,可以迅速掌握中國傳統的???、訓詁和義解的要領,學得中國傳統學者治史必備的年代學、目錄學知識,并促使沙畹關注除了清代中葉以來今本、古本《竹書紀年》爭論之外的《史記》的諸多史源,諸如伏生《尚書》、孔安國《尚書》、 偽孔《尚書》的關系,司馬遷本人又如何對今、古文的文本等問題。這也間接使沙畹將他掌握的西方文本批判的方法派上了用場。即便是在今天,這種通過深耕一部基本典籍以訓練學生的基本專業技能,仍不失為培育人才的有效方法。

最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沙畹作為一個剛剛涉足中國歷史的年輕人,并不是從某位人物或某一具體事件,而是選擇封禪這一國家體制中的特殊制度入手。秦漢統一帝國的皇帝-天子進行郊祀,或以巡狩方式對天下名山大川進行祭祀,特別是登泰山祭天祭地,這一系列包括天地、日月、山川(岳瀆)、四望的祭祀儀軌,既是統治者神道設教的統治手段,也是當時人們的宇宙觀念和信仰體系,其中某些宗教性儀式也可以用來詮釋包括先民時代在內的信仰淵源。沙畹譯注《封禪書》,其實是以此為門徑,探討古代中國人的信仰和宗教觀,考察中國儀式化的宗教拜祭和祀典的形成過程,進而了解古代中國人的精神世界??梢哉f,西方學者運用現代史學方法參與整理中國古籍,當以沙畹的《史記·封禪書》的譯注為開端。而且沙畹的做法不同于中國歷史上的所有學者,他以親自的實地踏勘,處理《史記》文本的不同詮釋,從而呈現中國宗教信仰中的不同意象世界。

具體而言,沙畹的《史記》翻譯有哪些獨特之處呢?

張廣達:說起沙畹譯注的《史記》的獨特之處,首先,我們是不是可以把它視為西方學界整理中國史部要籍的第一部謹嚴精審之作。沙畹之前,翻譯中國史部著作的不是完全無人,例如,當年在布拉格求學的August Pfizmaier(1808-1887)就翻譯過中國正史八十卷,其中包括譯自《史記》的二十四卷,刊于《維也納科學院學報》。但是,明確地意識到迻譯史籍并不是單純地或泛泛地從事語言轉換,而需要參照近代歷史編纂學的范式,使之成為一樁嚴肅認真的學術建樹工作,無疑,沙畹的譯注《史記》乃其發軔之始。

我們從這部譯注中看到,沙畹在批判性地處理《史記》譯文和注釋過程中,既吸收中外學者的創見,也指出西方某些漢學家譯文的欠缺和術語的謬誤。沙畹生前譯完《史記》的抱負因聲譽日隆而受到外務干擾,僅得完成《史記》前四十七卷的譯注,刊為五冊。但是,這五冊《史記》譯注體現了沙畹治學的嚴肅認真,經受住了時間考驗,從其刊出的1895-1905年到今天,贏得的盛贊和美譽從未間斷,甚至被西方學界推崇為一部不朽的杰作(a monumental masterpiece)。1999年刊行的《劍橋中國古代史》一書,魯惟一(Michael Loewe)、夏含夷(Edward Shaughnessy)合撰導言,在評價西方翻譯中國儒家經典著作的理雅各等人的貢獻之后寫到,十九世紀西方的譯事以沙畹譯注《史記》而告一完美的終結,直到二十世紀末,與這些大家的譯著相比,西方譯本還鮮有出其右者。魯惟一、夏含夷繼而贊揚沙畹帶動西方漢學步入新階段,沙畹的勞作堪稱近代西方漢學最早、最大的開創性業績。

論及沙畹譯注《史記》的獨特之處,再有一點是,沙畹將西方歷史哲學的思辨運用于《史記》的譯注。我們不可忘記,沙畹在高師期間主修的是哲學,我們前面說過,他和同學安德勒合譯康德《自然科學的形而上學原理》,合寫長篇導言。同樣,沙畹也如法炮制,為他的《史記》法文譯注本撰寫了長達兩百四十九頁的緒論(prolemegomena)。

這篇緒論分五章,前言之后的第一章講《史記》的作者,第二章講漢武帝時代,第三章分門別類論述《史記》的資料,第四章論方法與批判,第五章講《史記》的際遇(fortune),最后是結語。從這篇緒論來看,沙畹雖然轉入了中國歷史研究,但他并沒有忘懷研究任何形而下的學問,都不可以忽略探討其形而上學的本原。

人們所說的歷史,實際上分為實態(actuality)與表述(presentation)兩個層面,前者是歷史本身或本原,即德文中的die Geschichte,后者是史學撰述,即德文中的die Historie,亦即人為的陳述或描述歷史事實的文本或著作??档潞褪攀兰o的一些歷史哲學家明確地界定了兩者的不同,也提示出兩者之間長期存在著語詞錯合與意義混淆。關于die Geschichte和die Historie的區別和混淆,今天已經逐漸成為人們的常識,Reinhart Koselleck就在他主編的八卷本《歷史基本概念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t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Stuttgart, 1975)第二卷中,親自撰寫了長達一百二十四頁的Geschichte, Historie 條目,做了極其詳盡的論述。

但早在十九世紀末,沙畹已然運用這一哲學的思辨,察覺出來《史記》收錄的一些記載存在著明顯矛盾,這一矛盾就是:“那些古老的文本使我們能夠回溯到并不十分遙遠的過去,但后世的作者卻大膽地據以設想著洪荒遠古”,乃至于一些傳說在《詩經》等文本中都找不到蛛絲馬跡。沙畹積極評價《史記》,稱之為“一塊去偽存真的試金石”,稱贊“司馬遷幫助我們辨識了真偽,……活靈活現的三皇和盤古,其實出自后世作者的臆想”。

另外,沙畹譯注《史記》的再一獨特之處是對《史記》中的史料種類和文本范疇做了批判性區分。沙畹在緒論開篇就將《史記》定性為存在兩千年的一部中國史書。到了結語部分,沙畹再次強調,我們將《史記》的成書看作是一樁事實(un fait)。

《史記》之所以成書這一事實,真正原因是由于司馬遷先把不同時代不同來源的諸多類型史料匯成一雜纂(un mélange),再如下分解和使用這些材料(ces matériaux):(一)他將他本人的見解與同時代人和前人的看法區別開來;(二)他對不同性質材料作出分門別類區處條理,而后組合之成為整體,賦以具體形式(la forme)。

沙畹在這里使用的材料、形式等術語,令人不禁聯想到形而上學中亞里士多德的事物顯現“四因說”中的質料因、形式因。司馬遷通過他如同三棱鏡般的頭腦,對史料就其內容先做精心的選擇取舍,再加上他本人的“聞見之知”,組成了一幅呈現既往歷史的精巧鑲嵌細工畫(une mosaque habile)。司馬遷的鑲嵌細工畫誠然不可能呈現完全契合古代活生生的現實,但《史記》作為史書,向我們展現了中國古代歷史對象(objets)和現象(phénomènes)的日益復雜化和擴大化。

中國傳統史學編纂史上,章學誠(1738-1801)著作的再發現雖然為時很晚,但他的“六經皆史”說甚有影響。章學誠之外,參考沙畹為《史記》譯注所寫的緒論來考察中國歷代史學文獻的構成過程也頗富教益。

您說沙畹選擇譯注《史記·封禪書》著手,非常高明,是一舉多得的做法,能具體談談嗎?


張廣達:對。沙畹只活了五十二歲,卻在諸多領域取得了具有開山意義的成就,這確實和他“治學得法”有關。王國維根據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字撰寫《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逐步形成“二重證據法”;無獨有偶,沙畹譯注《史記·封禪書》,為了驗證《封禪書》的記載,檢驗譯注《史記·封禪書》的精確性,親自前往泰山考察,追究文獻記載的相關的考古學印證,也在實踐著他的一種“二重證據法”。


沙畹的這一趟田野之行,導致《泰山》(Le T'ai Chan)與《兩漢時期的中國石刻》(La sculpture sur pierre en Chine au temps des deux dynasties Han)兩部著作的產出,其中涉及的很多實物或遺跡今已不存,唯靠沙畹的這兩部記錄而保留下來。不僅如此,第一次田野踏察的經驗,導致沙畹決定日后再度游歷泰山,并進而擴大實地踏察華北,以便對文獻中的有關記載做進一步驗證。

這一實踐經驗帶來兩點主要收獲:其一,促使沙畹超越中國的傳統史料概念,不斷擴充研究中國歷史的資料范疇也因此日益成為沙畹治學的特色;其二,沙畹越來越重視運用社會學的概念,他關于泰山及其相關民間信仰、民俗文化的研究具備了現代學術的諸多特色,迄今意義仍然不減。他對漢代石刻的處理也是如此,比如著名的武梁祠,后人追溯學術史,就必然要追到沙畹這里來。也正是因為譯注《史記·封禪書》和撰述《泰山》一書,他引而申之,幾度易稿,完成了關于自古以來中國祭祀諸般社神的論文。

那么沙畹的社會學眼光和知識是如何形成的呢?

張廣達:談這個問題,就不得不提及沙畹所處時代的另一股學術風潮。十九世紀末年,在馬克思、尼采、韋伯、弗洛伊德等現代批判大師或懷疑大師的影響下,歐洲歷史學和人文學科也在發生深刻變化。

從十九世紀后半期,歐洲開始逐漸懷疑理性,厭倦科學實證主義。史學生態也在向另外一個方面演變:法國第三共和國前期是正宗史學的一統天下,這時候法國史學和德國史學一樣,開始出現轉向。史學研究的模式由于內在理路的推移和外在多科學術的影響而醞釀著變異,比如在德國,最突出的,就是蘭普萊希特(Karl Lamprecht,1856-1915)對蘭克史學提出異議,要求對政治事件所以發生的物質和精神方面的種種起因加以探索,主張歷史學應該研究包括社會組織和精神文化的各個方面;在法國,則是貝爾(Henri Berr,1863-1954)提倡結合哲學、史學、科學三者的綜合史研究(synthèse historique),主張歷史學的研究應將人類的政治、經濟、法律、文化、藝術等諸多方面的活動融為一體,以彌補側重政治的史學偏頗。


也正是在這一時期,巴黎高師開始成為涂爾干的社會學大本營。涂爾干是猶太人,在法國學界,猶太人的影響很深遠,人物也多。涂爾干和他的外甥Marcel Mauss(1872-1950)一道,把社會學運用到了人類學、歷史語言學等人文學科研究當中。這要比十九世紀初孔德所代表的社會學更跨進了一步。

也就是說,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社會學、人類學、歷史語言學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開始相繼浸潤史學領域,處在形成體系過程之中的闡釋學(hermeneutics)的方法論原則也開始被用于詮釋歷史文本。這些都成為沙畹進入中國研究的后期的知識背景。當然,沙畹所留下的史學著作還不是后來所謂的總體史學(histoire totale),總體史學在沙畹研究中國的時候還沒有成形,卻已經有了若干征兆。了解這一點,也有助于我們理解再后來以強調結構、長時段、地理因素、不同時態等為特征的年鑒學派的出現。

沙畹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出任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這與他從事的《史記》譯注工作存在怎樣的關系?他回國后主要開展了哪些研究工作呢?

張廣達:1893年,二十八歲的沙畹奉招回國,繼承德理文的教席,就任法蘭西學院講座教授,與他學術上的創新當然有很大關系。但是也要注意,候選人有八位之多,他的當選并非毫無困難,而且遴選過程中,沙畹本人并不在法國,多靠印度學家富歇(Alfred A. Foucher,1865-1952)為他大力奔走。

這也從另一方面透露給我們一點信息:沙畹當時周圍的許多學者,在各自專業領域皆是高手,學侶間通過協作而揚長補短,互相激發,彼此提攜,于是能夠跨越隔行如隔山的學科障礙而取得突出成績。沙畹這次回國后,就在自己的摯友、印度學家列維(Sylvain Lévi,1863-1935)的鼓舞下,開始了漢文佛教文獻的研究,兩人的合作密切無間,取得多項成果,皆堪稱典范。

也就在沙畹任教法蘭西學院期間, 英籍匈牙利裔考古學家斯坦因(Mark Aurel Stein,1862-1943)開始多次組隊進入新疆、甘肅地區,進行大規模的地理測量、考古與文物調查活動。1900-1901年第一次考察中國丹丹烏里克、尼雅等地,獲得漢晉簡牘和唐代文書。斯坦因完成考古調查任務之后著手撰寫考察報告時,都分別邀請各領域最權威的專家協助他考釋各種文字的文書。斯坦因把1901年第一次探險所得漢文木簡與文書實物送到沙畹面前,請求沙畹協助考釋。沙畹考釋的成果刊在斯坦因《古代和闐》(Ancient Khotan)一書中。

斯坦因看中沙畹,拜托他來考釋流沙墜簡,而且非他莫屬,這毫不偶然。在當時的歐洲,沙畹是擔此重任的不二人選。斯坦因后來又交給沙畹他第二次中亞考察所獲的大約兩千枚左右敦煌木簡,附帶也把他的助手蔣孝琬所做的初步錄文給了沙畹。沙畹使用放大鏡一一檢閱了這批木簡,淘汰了其中沒有用處的大部分。

當沙畹著手分類處理有字木簡的時候,他發現蔣師爺的錄文很草率,于是沙畹只好勉為其難,重新一一審視木簡。為了識別疑難字,沙畹一遍遍地檢查木簡,從中找出有類似疑難字的木簡,以資比對。但他依然非常清醒自己沒有百分之百的能力徹底清理這批材料,于是他1912年便將自己的手校樣書寄給了專業能力更強的羅振玉、王國維。羅、王二人仔細研究沙畹書后,決定按簡文內容和文書性質分類,重排簡牘的順序,改編沙書的內容,形成1914年在京都出版的名著《流沙墜簡》,也算一段學術因緣。當然沙畹自己的整理也有出版,即1913年牛津出版的《斯坦因在新疆沙漠中發現的漢文文書》(Les documents chinois découverts par Aurel Stein dans les sables du Turkestan oriental)一書。

研究中古史的學者都非常熟悉沙畹那本著名的《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 (Turcs) Occidentaux),這本書似乎也著手于這段時間?有著怎樣的寫作背景呢?

張廣達:是的。1897年,沙畹寫了《景教和哈喇和林遺址碑銘》(Le nestorianisme et l'inscription de Kara-Balgassoun),該碑發現于蒙古鄂爾渾(Orkhon)流域。沙畹指出碑文所言慕阇弟子可能是摩尼教徒或者景教徒,并從佛典中找到了佐證。正是這個見解啟發了德韋理亞(Gabriel Devéria),進而論證《九姓回鶻可汗碑》所記載的不是穆斯林而是摩尼教傳入回鶻的歷史,進一步補充了沙畹的研究。

當時,俄國探察者在和林發現九姓回鶻可汗碑的同時,也發現了突厥時期的《闕特勤碑》《苾伽可汗碑》。俄國皇家科學院需要掌握更多的歷史背景,以考釋這些突厥、回鶻碑銘。這時俄國皇家科學院就找到了中國的沈曾植、法國的沙畹。

沙畹不負所望,交出來的,就是這本《西突厥史料》,1903年由俄國科學院刊行。沙畹編纂這本書,由于兼備希臘拉丁古典訓練和漢學訓練,視野遼闊,取材完備;他還基于審音勘同的原則,比定地名、人名,考證典章、制度;特別是末章論述東亞、北亞和西亞拜占庭帝國的交涉往來,高瞻遠矚,歷來為世人所嘆服。

沙畹回國工作一段時間后,又一次到過中國,他二進中國和當時的具體學術研究課題有什么聯系嗎?

張廣達:有的。說到這里,我們就能看出沙畹不僅學術課題一環扣一環,他再次來華考察也是為明確目標而來。由于此前和列維合作處理佛教文獻,他此次除了注意搜集碑銘石刻、民俗資料之外,也關注與佛教有關的遺跡。

1907年,沙畹經西伯利亞前往中國東北,他先到遼寧考察了清帝先陵,然后去鴨綠江畔看了高句麗《好大王碑》。后從北京動身,自天津沿運河南下,行經泰安、曲阜、開封、洛陽,再西行至西安、乾州,來到沙畹一生與之保持心神感應(empathy)的司馬遷故鄉韓城,而后取道龍門,北上太原、五臺山、大同云岡等地,考察了冀、魯、豫、陜、晉五省。

沙畹在此次行程中收購大批圖書,拍攝大批照片,獲得刻石拓片數以千計,甚至在開封一家書鋪,一口氣買下全部方志。他也沿路拜訪和結識了許多文人、官吏以及西方傳教士,比如太原的英國傳教士、漢學家蘇慧廉(William Ed. Southill,1861-1935)。沙畹回國后,法國駐北京使節特別為沙畹此行而向清政府表示謝忱,并具體地向許多地方官員指名道謝。

值得一提的是,沙畹這次考察來到北京時,在北京城墻根,巧遇在巴黎從他受業的俄國學生阿理克。阿理克注意民俗學,當時在為自己的博士論文搜集資料,如《九九消寒圖》、楊柳青年畫等,因此,兩人得以同行數月。從阿理克刊行的旅行筆記中,我們能看到不少有關此次考察過程中不見于沙畹自己記錄的細節。

這次考察的直接結果就是沙畹的四卷本《華北考古紀行》,計文字兩卷,相應大型圖譜兩卷。沙畹的這部著作是空前的,有關佛教洞窟的攝影早于日本水野清一和長廣敏雄的集大成之作,內容還更為豐富。武梁祠,嵩山三闕,孝堂山、鞏縣石窟,劉村、焦城村的石雕石刻、龍門、云岡等著名石窟的影像皆在其中,同時還盡可能收錄、翻譯了相關的碑文與題記。由于泰山、龍門、云岡等處遺跡迄今多有損毀,沙畹留下的這批照片和記錄對于研究這些遺跡將永遠具有不可取代的意義。

伯希和這個時候似乎也在中國西北考察,這與師徒二人后來合作譯注摩尼教文書有關系嗎?

張廣達:沒錯。1907-1908年,沙畹在華北考察的同時,他的學生伯希和正在探查西域和敦煌,師徒二人,一東一西,基本上同時結束考察工作。伯希和這次在敦煌藏經洞經過仔細翻檢取走大量重要文書,但一個大漏就是那件后來入藏京師圖書館的摩尼教文書(后編號為北字8470)。

1910年,由羅振玉(1866-1940)刊布在《國學叢刊》第二號上,刊布時因為不能確定教義的性質而稱之為《波斯教殘經》。這一消息馬上引起伯希和的注意,他立即撂下手頭數千件敦煌文書原卷的編目工作,急忙找到老師沙畹,一起著手翻譯和注釋這一抄件,他們對這件文書的重視,由此可見一斑。

早在十九世紀下半期,歐洲學者,如G. Flügel、H. Pognon、Fr. Cumont等開始刊布有關摩尼教的基本文獻,為進一步深入研究摩尼教作了文獻準備,但是對摩尼教的東傳完全沒有概念。突然,敦煌和吐魯番有了嶄新發現,這為中外學者研究摩尼教東傳及其在中亞和唐代中國的傳播提供了意料不到的證據。

當德國考察隊在吐魯番等地獲得的文書送回柏林,研究工作立即提上日程。1911年,沙畹與伯希和撰《中國發現的一部摩尼教經典》(Un traité manichéen retrouvé en Chine),將京師圖書館所藏的摩尼教《殘經》譯為法文并附以大量注釋,不少注釋中附有R. Gauthiot關于伊朗語學的注釋。這部譯注,文字疏證和教義考釋并重,學術水準在當時是超一流的,即便今天也令人稱賞,后來他們又于1913年合作考證有關摩尼教流行中國的歷史文獻記載,詳細勾勒了摩尼教東傳和在中國的傳播過程。這是沈曾植、羅振玉、王國維等同時代的中國學者不可能做得出來的。

到此我們基本上回顧了沙畹一生學術成就的幾個方面,他于一戰前不久就去世了,那么就您看來,如何看待沙畹在現代法國乃至歐洲漢學學術史中的意義呢?

張廣達:沙畹的身體狀況一直不好,一戰過程中身心俱疲的情況下,他依然堅持高強度的工作,同時還收容照料來自比利時的難民,加以戰時營養不良,眷念作為空軍飛行員戰斗于前線的兒子,終于1918年1月離世。

今天看來,沙畹留下的大量著述不僅僅具有歷史學和考古學的意義,同時也具有社會學意義。沙畹雖然沒有在中國進行今天意義上的社會學或人類學調查,但是他的關懷和經驗使得他注意到了中國的學術傳統、社會現實、周邊諸多民族和國家,以及應用社會學方法研究中國的廣闊前景,可以說,從沙畹開始,現代社會科學才真正參與到了漢學研究當中。

最能代表這方面成就的,可參看沙畹撰寫的《中國文學的社會角色》(1893)、《光緒皇帝》(1900)、《拳民(義和拳)會社》(1900)、《洪武皇帝的圣訓》(1903)、《中國對美德的旌表》(1904)、《評范·熱奈普的著述〈過渡儀式〉》(1909)、《中國人的道德觀念》(1917)等文章,每一篇都值得細細審讀。

在西方,已有一批學者從沙畹首開其先的科學研究角度,繼續其開創的譯注《史記》的事業。目前《史記》已經有了越特金(Р. В. Вяткин, 1910-1995)與同事塔斯金(В. С. Таскин)、兒子小越特金(А. Р. Вяткин)共同完成的俄文全譯本(全帙九冊,莫斯科,科學出版社,1972-2010);倪豪士(William H. Nienhauser, Jr.)主持的英文全譯本當亦將告成。踵事增華,越來越多的學者就《史記》撰寫博士論文和專題論文,有不少精彩的研究。

如果最后做一總結,您認為沙畹促成法國現代漢學轉型的主要原因何在?相比較來說,中國當時人文學術研究有哪些不同之處呢?

張廣達:原因當然就是我們一開始談到的時代背景和學術環境,沙畹在此因緣際會中扮演了繼往開來的角色,關于這一點,陳寅恪《王靜安先生遺書序》里就說得很好,“自昔大師巨子,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者,不僅在能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讬命之人,而尤在能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轉移一時之風氣”。沙畹所做的,正在于“開拓學術之區宇,補前修所未逮”。

另外一點呢,我就想到《荀子·勸學篇》有句話,“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這在沙畹身上表現得非常明顯。假若他不到中國來,不和中國學者接觸,不踏察泰山,不尋訪河北、山東、河南、陜西、山西,不參拜洛陽、龍門、西安、司馬遷出生地韓城、太原、云岡等地,不注意歐洲各國探險家對中國各地的考察、記錄和研究,他不可能具有那么開闊的視野;假若他不懂得“善假于物”的道理,他就不會注意運用西方學科自身的傳統和長處,例如西方哲學的思維方法和社會學的概念工具,那么,無待贅言,他不會有后來的成就。這到今天依然給我們很多啟發。

學術發展并不是因為有了新的開發而過去就落伍了。實際上,我們看到,沙畹既注意傳統有用的東西,又措意于新的史料,并按新范式將新史料與學術傳統相結合。其實,其他領域又何嘗不是同樣的道理。Edmund Burke(1729-1797)在《法國大革命的思考》(1790)一書中說:“一個不善于保守者,不可能有效的創新?!北J氐那疤崾侵塾谟行У膭撔?,而非抱殘守缺,這才是智慧真諦。史學研究也是這樣,我們在沙畹身上看到開創的敏感,看到“舊學與新知”、“傳統與創新”之間的互相激勵與發明。

反觀中國,我認為1893年12月5日沙畹在法蘭西學院發表的就職講演,題為《中國文學的社會角色》,今天依然值得重視。他認為,中國獨有一種文學,或譯作文獻,之所以能夠在中國如此普及,得益于它的書寫載體——漢字,漢字不僅比各種方言有更大的延展性,而且在被賦予道德教化的影響力之后使人們的思想符號化,成為塑造思維的形式和模具。沙畹充分肯定中國文學或文獻在維護中國大一統局面中的作用,但也指出,中國文學和文獻構成一種傳統,使得中國人在培育后代上過于強調背誦。

過猶不及,過分強調博聞強記,必然忽視獨立的理性思維。人們應付的現實在改變,但人們的思維定勢則是墨守圣賢、君主和祖宗的教訓,遇到問題總是求諸“經典”,而不是自己動腦筋、想辦法。

就這一點來說,我們必須注意沙畹早年的哲學訓練,我們今天把哲學當成一門專門的學科,但事實上,哲學和數學一樣,是所有學科的基礎,意在培養一個人基本的邏輯思維,而不僅僅是普及知識。沙畹這篇演講發表近十年后,梁啟超發表了《新史學》,批判中國傳統史學的弊病,兩者之間的同與異,值得我們去仔細體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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