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柳先生的西游：西方漢學視域中的陶淵明

偉大的詩人從來就不是只屬于一個國家，他的光芒必然輻射到世界各地，陶淵明正是這樣一位具有世界意義與國際影響的詩人，他最早產生國際影響是在同屬東亞漢字文化圈的日本和韓國。20世紀以來，西方漢學界對陶淵明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出版了多部陶詩的譯作和研究專著。

西方對陶淵明研究最早的形式是對陶詩的翻譯，較早翻譯陶詩的是英國著名漢學家亞瑟·韋利，其所著的《一百七十首中國古詩選譯》（1918）中收入其所譯的12首陶詩。美國較早的陶詩譯本是張葆瑚和MarjorieSinclair譯的《陶潛的詩》（1953），此書以《四部叢刊》李公煥《箋注陶淵明集》為底本，翻譯了所有的陶詩，這可能是最早的陶詩全譯本。而阿格的譯本《陶征士：陶潛的60首詩》（1952）最有詩味，可能因為阿格是詩人，其所譯的陶詩采用現代詩的形式。美國著名漢學家、哈佛大學東亞系海陶瑋教授譯的《陶潛的詩》（1970）是西方陶詩譯本中較有影響的一部，此書前有海陶瑋所撰的“導言”，向西方讀者介紹陶淵明詩的特色以及陶集的版本。該譯本除了譯詩外，還有不少注釋，對詩中的典故和背景加以解釋，對西方讀者理解陶詩有較大幫助。戴維斯的譯本《陶淵明：他的詩歌及其意義》（1983）是西方規模最大、最有學術性的一個。

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漢學界出版數部關于陶淵明的研究專著，使他成為美國漢學界研究最多的詩人。鄺龑子的《陶淵明與中國詩學傳統：文化身份之追尋》（1994），主要從魏晉的時代氛圍與陶淵明的詩歌藝術兩個維度，研究陶淵明與魏晉玄學以及陶詩與六朝文學傳統特別是與玄言詩之間的關系。哈佛大學東亞系田曉菲教授的《塵幾錄：陶淵明與手抄本文化研究》（2005）從手抄本文化視角，揭示陶集文本如何因后世讀者的趣味和需要被重構與改造的情況。羅格斯大學東亞系田菱教授的《閱讀陶淵明：陶淵明接受史之范式轉變（427—1900）》（2008）是西方第一部研究陶淵明接受史的專著。該書不但探索了陶淵明如何在歷代被閱讀，且努力探討其背后的文化機制，特別是對關注較少的明清時代的陶淵明接受史作了探究。美國漢學界最新一部陶淵明研究專著是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東亞系的羅秉恕教授的《閱讀之轉輸：陶淵明世界中的文本與理解》（2010）。它認為陶淵明是六朝最有“讀者性”的詩人，故從六朝的閱讀傳統，探討陶淵明的閱讀與其思想以及詩歌的關系。

除上述專著，西方漢學界還有大量研究陶淵明的博士論文和期刊論文。如耶魯大學東亞系林葆玲教授的博士論文《獨立的空間與新的自我》（1999）。她在《哈佛亞洲學報》2009年第1期發表的《重審應璩與陶潛之間的詩學聯系》（見筆者中譯本，載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編《古典文獻研究》第16輯）一文，進一步證實了鐘嶸《詩品》關于陶淵明詩風出自應璩的論斷。美國印地安那大學東亞系倪肅珊教授則從藝術史角度切入陶淵明的文學世界，如《覺今是而昨非：繪畫中表現的陶淵明的歸隱》（1998）、《悠然見南山：陶淵明、廬山與隱逸的圖景》（2000—2001）、《重訪東籬：陶潛之菊》（2001）、《虎溪之橋：陶淵明與中國藝術中的儒釋道》（2002）等都是她撰寫的論文。她的著述拓寬了陶淵明研究的空間，將之引向了文學與藝術交融的領域。

從西方漢學界近百年的陶淵明研究來看，陶淵明不但早已“走出去”，而且成為西方漢學界重要的研究對象。中國學術要在21世紀世界范圍內發出更多聲音，必須加強與海外漢學界的對話，充分借鑒海外漢學界關于中國古典文學的新成果。


（作者卞東波，單位：南京大學文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