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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以來海外中國學呈現新趨向

來源:譯研網 作者:時間:2020-11-02 15:36

伴隨著中國日益向世界舞臺中央邁進,世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關注中國。美國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陳肅和哥倫比亞大學東亞圖書館中文部負責人王成志根據《國際烏爾里希期刊指南》對海外中國研究英文期刊所作的考察顯示:截至2009年,《指南》收錄的中國研究期刊共125種,其中有54種為2000年至2009年新增,約占同期亞洲研究凈增刊總數(110種)的49%。他們根據“全球在線書目信息數據庫”對海外中國研究著作出版情況所作的調查亦顯示,2000—2005年間該數據庫收錄了2710部中國研究著作,為日本研究專著的1.46倍、韓國研究專著的7.52倍。所有這些表明,海外中國學迎來了真正的繁榮期。

受中國發展、全球化及學術思潮等因素的影響,新世紀以來的海外中國學出現了幾個頗為引人注目的新趨向。

其一,中國知識的生產日趨“世界化”。自明末耶穌會士來華始,除中國及其近鄰日本、韓國、越南等外,關于中國的知識生產主要局限于法、德、英、美、俄、荷蘭、瑞典等為數不多的幾個歐美國家。改革開放后尤其是21世紀以來,南非、巴西、埃及、哈薩克斯坦等眾多國家先后設立中國研究中心,中國研究在非西方國家呈蓬勃發展之勢。文化和旅游部于2014年創辦的“青年漢學家研修計劃”,至2019年已吸引來自103個國家共551位在中國研究領域有一定學術研究成就和社會影響力的青年漢學家參加。不可否認,美、英、法、德、日、俄等仍是海外中國知識生產的“絕對主力”;但以中國知識生產的地域言之,中國研究不再是少數幾個國家所獨有,已走向真正意義的“世界化”。

其二,華裔學人成海外中國研究重要生力軍。19世紀末20世紀初以來,戈鯤化、梅光迪等中國學人雖已開始在歐美高校擔任中文教職,從事漢學研究,但人數非常有限。21世紀以來,一批具有中華文化背景的華裔學人,尤其是來自中國大陸的學人,獲得“漢學”博士學位后爭相為歐美高校所聘。正如耶魯大學教授孫康宜所說,“這十多年來,美國各大學東亞系的人員組成發生重大變化,華裔教授的比例越來越多”,在二三十年前,“華裔教授只是教授群中的少數之少數”。華裔教授不僅人數增多,他們亦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秳蛑袊膶W史》共有17位執筆人,其中8位為華裔“漢學家”。筆者曾以China為關鍵詞對“劍橋圖書在線”數據庫進行檢索發現,劍橋大學出版社自2015年至今共出版288部中國研究著作;通過核查著者姓名顯示,其中有64部為具有中華文化背景的華裔學者所撰,另有11部由華裔學者擔任著者之一。這反映了海外中國學倚重東方學者的新趨勢,“中國學正逐漸回到中國”。

其三,海外中國研究重心更趨于當代中國。自二戰以來,海外中國學的重心即開始由傳統中國轉向當代中國。21世紀后,傳統中國研究已明顯式微,當代中國成為無可爭議的重心,當下中國實踐更成為海外中國研究的新興熱點。2012年,習近平主席在參觀“復興之路”展覽時提出并闡釋中國夢內涵后,“中國夢”就成為海外媒體及學界熱議的話題。2013年,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并付諸實施后,更成為海外中國研究的熱點。中國外文局袁魯霞和王丹以“一帶一路”“絲綢之路”“海上絲綢之路”等為關鍵詞,在亞馬遜網進行英、法、德、西、日等多語種檢索發現,海外在2013—2017年這五年間出版的“一帶一路”主題圖書達900多種。中國對世界的影響從未像今天這樣全面而深刻,這正是當代中國實踐成為海外中國研究熱點的原因所在。

其四,“中國學”為學科研究所“瓜分”。在相當長時期內,中國研究被認為是與現實無關的純粹學問,因為它是研究者出于異質文化興趣的智性追求。因此,長期以來它都是作為游離于現代學科之外的一個獨立領域。太平洋戰爭爆發后,特別是冷戰的開啟,以深入了解中國尤其是當代中國為目的的“區域研究”應運而生。歷史學家芮瑪麗(Mary Clabaugh Wright)曾言:“幾乎沒有社會科學家認為長期致力于一個單一的文化區域研究是合理的,盡管它是世界上最大也最為豐富多彩的地區?!卑殡S著全球化尤其是中國的發展,任何以人類為研究中心的思想者,其思想架構如果不能包容和解釋中國的經驗,其思想學說也就沒有說服力。由此,中國問題與現象成為海外學界關注點,中國研究為國際學界各學科所歡迎,區域研究轉向“學科研究”。美國匹茲堡大學東亞圖書館館長徐鴻曾就2004—2009年間美國30所大學的1336篇中國研究博士學位論文進行定量分析,結果顯示這些論文分屬于111個大小學科。盡管人文與社會科學所屬學科仍然占其中大多數,但此間也不乏護理、公共健康、醫學、環境、工程、地質地理等相關學科。今天,從事中國研究的海外學者大多都是在其所屬學科內研究中國問題。

自倡導“學科研究”以來,跨學科漸成海外中國學的醒目“標簽”。社會科學學科的介入,則使新興理論方法多被引入海外中國研究領域。如此,海外中國研究給人一種新潮迭出之感。其間,不時出現令人耳目一新的佳著。

以“眾學治一學”的海外中國學,并不只是為中國本土的中國研究提供深廣的“他者”視角。其之于我們最重要的價值意義,在于為中國話語體系的構建提供可能和契機。話語體系建構,事實上與其在世界上的角色、地位和影響緊密相關。中國和平崛起及對世界影響的與日俱增,使得學界對中國的關注已成全球現象。中國成為國際學術研究無法回避的話題,這正是中國話語能夠被建構的前提。話語體系建構后,還需要被轉換并應用于各學科的學術研究之中。在某種意義上,海外中國研究即扮演這種角色,它將中國現象、中國問題、中國方法引入各學科,為學術界提供了有關中國的樣本與角度,在豐富對中國認識的同時,亦將中國經驗與知識導入學術研究。

當然,我們也必須清醒地意識到,海外中國學本質上是“外國學”,問題意識、研究思路及方法與學者所在國的學術脈絡、政治背景、觀察立場密切相關。正因為如此,他們對中國的研究存有諸多局限與不足。汪榮祖先生從個案出發,犀利指陳海外中國史研究存在“離譜的誤讀”“嚴重的曲解”“荒唐的扭曲”“不自覺的偏差”“顛倒黑白的傳記”“居心叵測的翻案”等六大問題。從根本上說,海外中國研究存在的這些問題,是因為研究者無法拋卻其已有的意識、視角、立場,加之對中國社會和文化缺乏真切感受與深入認知,難以與研究對象中國“水乳交融”。相反,他們往往容易將自己國家的經驗植入中國研究,由此使中國研究變得“五光十色”。

就海外中國學發展而言,筆者以為其最主要問題在于“缺乏整體性意識”。眾所周知,中國既是一個文明大國,又是一個正在急速發展和變革的大國。面對這樣一個復雜的國家,中國研究需要有“完整中國觀”的觀照,否則不可避免會存在偏頗或誤解甚至歪曲。然而,隨著海外中國學的“學科化”研究,中國研究被分割于各學科,中國知識越來越呈現出碎片化現象,獲得對中國不同歷史時期的宏觀理解變得遙不可及。不可否認,“學科化”研究極大地豐富和深化了學界對中國過去和現在的理解。但是,過度“學科化”則越來越制約著中國研究,使其難以對中國有更為全面而準確的認識與理解。早在20世紀60年代,牟復禮(Frederick W. Mote)即提出“漢學完整性的問題”,認為“漢學完整性雖越來越被視為一種不可能的理想”,但“它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因為只有更大的視野才能保持思想的融合力”。近年來,澳大利亞中國通陸克文則極力倡導“新漢學”,認為需要“打破過去很多年來所形成的各個??浦g的人為的壁壘和藩籬”,以形成對中國的“更大的全局觀”。不可否認,獲得這種完整性具有相當難度,但它是深化中國研究、準確而全面理解中國之所需。

盡管海外中國研究存在這樣或那樣的不足與問題,但它已生產出巨量的中國知識卻是不爭的事實。據中國國家圖書館海外中國學文獻研究中心副研究館員尹漢超統計,國圖在2015—2019年所入藏的外文中國學文獻總量分別為3215、2778、2620、2589、2134種。面對海外中國學這座仍在不斷增加的宏富中國知識庫,“我們所知有限”,更遑論對話與批判。筆者以為,今天的我們需要整合力量加強追蹤,以了解發展新動向及其新思潮、新熱點和有影響的成果。在增進了解的同時,更需以平等的姿態展開對話和批評。如果無法基于學理與專業知識對域外中國研究展開批評,我們在國際中國研究場域中將失去應有的話語權,解釋中國的權柄亦拱手讓出。更重要的是,海外中國研究多蘊含以西方經驗為基礎的理論與話語。以海外中國邊疆史研究為例,其所采用的邊地研究、族群研究乃至于全球史等理論,都是建構在以美國及西方世界為核心的歷史經驗之上,其理論背后傳達的是美國所構建的“普世”話語。如果不對其進行學術考辨與批判,建立以中國經驗為基礎的理論與話語體系則無從談起。

總之,對于海外中國學,我們既不能抱“漢學心態”盲目推崇,亦不能假反思之名加以排斥,而應以平等心態與其展開對話,同時在強化本土意識與本土立場的基礎上進行批評。通過對話與批評,使其服務于中國自身學術的變革與發展,進而建構出以中國經驗為基礎的理論和話語體系。


(作者吳原元系華東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教授、海外中國學研究中心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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