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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詩珮:王韜建構的形象工程?——“儒蓮”的漢譯名稱及其中國形象

來源:《漢風》第一輯 作者:[新加坡] 關詩珮 時間:2021-02-01 17:19

摘要:王韜是晚清時期溝通中西文化的重要人物。他于1867年起親身游歷英法,是中國近現代走向世界并見證現代化的重要先驅人物。他寫下的一系列游記、述評及見聞,除了是考察他西化政論的重要文獻外,更是他歐游時與文人墨客交往的重要記錄。在他的著作中,記有他與法國漢學巨擘儒蓮會面的細節。近年來中國漢學界出現一種說法,認為儒蓮的漢語名稱由王韜所起。本文根據王韜與儒蓮交往細節,多番比較,除推翻這說法的可能性,亦據巴黎法蘭西研究院所藏的儒蓮私人書信檔及儒蓮出版的著作,指出儒蓮對這漢譯姓名的珍視及其使用意義。
 

一    引言
法國漢學家儒蓮(Stanislas-Aignan Julien,1797~1873)是歐洲漢學界舉足輕重的人物,執教時間長達40年,遠遠超過只擔任了8年教授就英年早逝的雷慕莎(Jean-Pierre Abel-Rémusat,1788~1832)(首任漢學教授及儒蓮的老師)。儒蓮為法國漢學研究奠定了深厚的基礎,他于1832年開始擔任法蘭西學院(Collège de France)教授一職,兼任法國國立東方語言文化學院(Institut national des langues et civilisations orientales,INALCO)教授,1833年成為銘文及美文學院成員(membre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 tres et sous-bibliothécaire de l’Institut),1839年成為皇家圖書館管理人并任國家圖書館副館長,1859年成為法蘭西學院的行政負責人。在國家及圖書館資源的強勁后盾支持下,他的影響力上貫政府下通民間。由于他在學府身居要職,再加上著述題材廣闊,廣涉語言、文字、文學、宗教、科技史等各范圍,水平傲視同儕,因而創造出法國漢學界的黃金時代。儒蓮更積極與法國境外的學者聯系,因此在歐洲同樣有無遠弗屆的影響力。他為悼念亡妻而于1873年創立的“儒蓮獎”(prix Stanislas Julien),到今天仍屬漢學研究領域中最高的學術殊譽之一。
中西學界對儒蓮的事跡絕對不會感到陌生。中國學界一直稱他為“儒蓮”,這應該不會引起很大的爭議,有爭議的卻是近年來有學者對這個名字的來源做出一些大膽的假設。近年來有種說法認為儒蓮這個名字,是中國人為他起的,甚至認為是中國知名近代史文人王韜為他改的。我們都知道,19世紀儒蓮曾與走向世界的中國學者有頻繁互動,王韜便是其中一人??梢韵胂?,考據儒蓮名稱出處,也便會與研究19世紀中國走向世界的歷史進程有密切的關系,而非只是繁瑣的學術工作。當然,查證儒蓮漢譯名的研究意義,也在于幫助我們了解翻譯人名的規則以及反映統一譯名成為定譯的歷史過程,特別是鑄造新名詞、新專有名詞的慣用法則。曾出使英國、法國、意大利、比利時等多國的薛福成,就曾指出西人名稱,到底應以姓氏行頭還是應以名系姓,令人大感不惑無所適從。儒蓮的姓名雖不是中國固有姓氏,然而在中國崇尚“正名” “名不正,言不順”的文化習慣上,人名稱謂往往代表了人格期待,特別對漢學家而言,漢名更反映了學養、道德情操以及對中國文化的敬仰之情。在這點上,在筆者獲得新文獻的對照下,似乎就更值得探討。我們會發現,儒蓮在法國學界的通行形象,并不是中國學界百年來所呈現的那樣,更非一般人期待的那般“人如其名”。儒蓮在法蘭西及中國的形象千差萬別,這與他的漢譯姓名有密切關系,因此就更值得我們重新回顧。他的姓名以及他在中法間形象的差別,反映了中國學界在19世紀張眼看世界時,只能霧里看花,或一廂情愿做無限的現代化想象,又或者,這只是晚清個別文人的形象工程,為走向國際舞臺面向世界時往自己面上貼金之慣常行徑?
 
二    儒蓮漢譯名字
說到儒蓮與中國學者互動關系時,一般人的第一個想法,是與東學西漸的先驅——王韜有關。的確,王韜屬于首批跟儒蓮直接會面的中國學人。眾所周知,王韜曾因為太平軍獻策而被清廷定為亂黨,于1862年為避禍南遷香港。寓居香港期間,曾為理雅各(James Legge,1815~1897)擔任中國經典《四書五經》的助譯,開始了其中國新型知識分子的蛻變歷程。1867年理雅各返英前邀請王韜到英國,繼續佐輯群書,翻譯經典。王韜是乘訪英之行而到法國初識儒蓮的。這對研究19世紀中國近代史的人來說,可算是基本文史知識。不過,學界近來卻出現了一種新說法,指儒蓮這個名字是由王韜取的。全文如下: 
 
晚清著名學者王韜,在訪問英國期間,也曾通過理雅各的介紹,特意修書一封,并到巴黎拜訪他。在王韜的著作中,還收錄了他的信一封。王韜在信中,曾給Julien取了一個非常儒雅的名字“儒蓮”,從此,中國學者凡是談到Julien,都幾乎沿襲了這個稱呼。其實,Julien自己的漢名是“茹蓮”,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就使用了這一稱呼。文從主人,以后研究漢學史,或來華傳教士的歷史,確實要多讀原著,以免貽誤后學。
 
作者以指出王韜給Julien取了一個非常儒雅的名字后,更義正詞嚴叫人去看原著,學術態度不可說不認真。不過,作者卻沒在引文中標明“在王韜的著作中,還收錄了他的信一封”是哪本著作,收錄了哪一封信。“王韜在信中,曾給Julien取了一個非常儒雅的名字‘儒蓮’”所指的又是哪一封信。此外,作者指在王韜拜訪儒蓮前,鼎鼎大名的漢學家就叫“茹蓮”,而證據是“他自己的著作中,就使用了這一稱呼”??上?,這位作者也沒有標明“他(儒蓮)自己的著作”是哪一部著作。本來,一般捕風捉影的猜測,不值多談,網上的文章,就更不需在意。不過,查找互聯網方便,追尋原始證據卻十分困難。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在網上搜集資料后,不但不做核實與進一步查證,而且大多時候只隨便加條網址作為腳注,便以此完成論證過程。后來的人就據此以訛傳訛,互相引用,漸漸由誤識變成共識。因此,我們還是有必要在此指出當中的謬誤的。
不過,本文要考證儒蓮名稱的真正誘因,是因為筆者在巴黎法國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所藏的儒蓮私人書信檔(Papiers de Stanislas Julien)中,發現了儒蓮珍而重之收藏的一頁紙箋(見下圖一)。這紙箋上的字應是儒蓮的筆跡,當中顯示出“儒蓮”與“茹蓮”兩名。紙箋雖未標明任何日期或相關證據,但可見他曾有段時期兩名互用,或躊躇兩名之間,或同樣珍視兩名,因此這紙箋才得以保存百多年。那么,什么時候他開始被稱為“儒蓮”,這名是否由王韜所起?

圖1
要理清這中間的脈絡,我們需要整理王韜認識儒蓮的經過。前文所說,王韜是乘訪英之行而到法國初識儒蓮的。過去學界能依據的原始資料,是來自王韜不同時期、寫于不同體裁以及出版于不同時期的三本作品中的幾條證據。當中有:記述時間最早卻出版最遲的游記《漫游隨錄》(卷二)、王韜寫給儒蓮的《與法國儒蓮學士》信函(收于《弢園尺牘》卷七),以及后來悼念儒蓮而撰寫的傳記體的《法國儒蓮傳》(收于《弢園文錄外編》卷十一)。研究王韜的困難,首先在于各種史料的不完備,亦在于各證據的出版地及出版時間并不統一。王韜早年于1861年為太平天國獻策而受清廷通緝,開始了流亡香港的顛沛生活,很多著作未及時在中國出版,有些只在朋友圈傳閱。王韜日記《蘅華館日記》就是最好例子。另一方面,王韜早年仕途多滯,科舉失落,報國無望,本人又自視甚高,自稱“狂士”,憤世嫉俗的心態溢于言表,但這只是掩蓋他表里不一的矛盾性格的一種手段。他早年認同西學卻因中國排拒西化而存諸多隱瞞,甚至不斷篡改歷史、記憶及相關文獻。其中領洗信教就是最為顯著的一則例證。固然,昨日為中國所唾棄的傳統文人,后來卻因中國的對外開放而變成炙手可熱的西學先驅,因此他也不免在日記及書信中自抬身價?!堵坞S錄》就是最好的證據?!掇咳A館日記》整套日記至今不全,現存的日記起于咸豐八年正月,止于1862年,間有散佚,可能與他不愿公開部分史實有密切關系?,F留存的不同冊數分散在海峽兩岸?!堵坞S錄》雖然帶有其早年張眼看世界時帶的清新眼光,卻是王韜結束流亡生涯、晚年回到上海時因應當下西學熾熱的風潮而出版的。此外,《弢園尺牘》所收書信亦沒有詳細交代書信日期,因此,學界就儒蓮與王韜的見面時間,曾經產生了不少爭議。早年學者都依據《漫游隨錄》所言,認同他與儒蓮的會面是在赴英途中的1869年,而與儒蓮會面后王韜才到英國,這令人產生錯覺,以為他是獨自拜會儒蓮,因為理雅各早在1867年便已回到英國。這個誤會經過一番考證后,直到柯文(Paul Cohen)在研究中指出,應是其從英國回到香港的1870年,與理雅各同行去拜會儒蓮的。原來的說法這才漸漸改正過來。不過,王韜所寫的《與法國儒蓮學士》一信,是不是像柯文所說“在英國時曾與之通信”,即1868年王韜到英國后,于兩人從未會面時邀約對方會面的信函,還是他1870年回香港后,與儒蓮會面后并被對方的才學深深折服,再寫信給儒蓮及邀約合作撰寫元史或法國史呢?學界至今仍沒有明確的答案。從邏輯上看,王韜應在跟儒蓮會面回到香港后,在發現與確證了對方的真才實學,并落實了各種與理雅各合譯的安排后,才敢貿然提出合作要求的。而從《與法國儒蓮學士》書信上的文脈而言,首句指:“吳郡王韜再拜……愿見之懷,無時或釋”,似是兩人會面后王韜回香港才撰寫的。而王韜自己則說,他“至英土后,乃以書札通問訊”。但無論如何,柯文的研究開了一個重大的缺口,就是讓后來的學者敢于質疑王韜的各種說法,明白他可能因政治環境、身份問題、個人因素等,也或因審時度勢而做出各種遁辭。這是柯文研究的重大貢獻,而這貢獻在香港及臺灣產生的回響,比國內更甚。
 
三    《漫游隨錄》中所見儒蓮之名與會面
要了解儒蓮與王韜兩人第一次會面的情形,可以參照后來王韜根據回憶輯成的《漫游隨錄》:
 
至于藏書之所,博物之院,咸甲于他國。法國最重讀書,收藏之富殆所未有。計凡藏書大庫三十五所,名帙奇編火可勝數,皆泰西文字也。惟 “波素拿書庫”則藏中國典籍三萬冊,經史子集略備,余友博士儒蓮司其事。儒蓮足跡雖未至中土,而在其國中鉆研文義,翻譯儒釋各經,風行于世,人皆仰之為宗師,奉為圭臬。
 
王韜于同書稍后,再一次寫到與儒蓮的相遇:
 
是日風清日暖,往訪博士儒蓮——法所稱博士,猶中華之翰林掌學學士也——為素波拿書院監督。院中庋華書三萬冊,目錄凡三卷。儒蓮好學媚古,一志窮經,足跡雖未至禹域,而譯書已裒然盈尺。見余喜甚,握手接吻,待若上賓。儒蓮通中國文字,能作筆談;今有導者代為傳言,故無煩管城子為介紹也。
 
王韜雖然自視甚高,卻沒有在文章內掩蓋他對儒蓮的景仰之情,而且說他為一代宗師。能與自己崇拜的博學鴻儒會面,王韜喜不自勝。儒蓮以西方社會特別是法國的禮儀接待王韜,與他握手接吻,王韜解讀這為“見余喜甚”“待若上賓”。我們在儒蓮藏于法蘭西研究院(Institut de France)的整整三大盒文獻資料中,沒有發現王韜的信件,儒蓮的各書信中亦未見提及王韜。從此可大概推斷,儒蓮與王韜只屬禮節式的會面,并沒有給他留下深刻的印象。更不似王韜所言的“余友博士儒蓮”,看來兩人并沒有一見如故成為書友。王韜后來自稱“承先生獎譽過甚,時以文字相折衷” ,孰真孰假,除非有新文獻出現,否則還屬王韜的一面之詞。
事實上,從此推測,“儒蓮”這個中文名字絕對不會出自王韜之手。理由很簡單,這漢譯名若是由王韜而起,王韜定會于他的日記、書信或著作中大肆夸耀自己的事跡。而更有力的證據,是王韜在出發前已直接稱呼儒蓮為“儒蓮”。根據王韜寫給儒蓮的書信《與法國儒蓮學士》(無論是1868年寫還是1870年后寫)所言,他未到香港之前,在1849年進入上海墨海書院的西學圈子時,已認識了傳教士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1796~1857)、美魏茶(Milne William Charles, 1815~1863)、慕維廉(William Muirhead,1822~1900)、艾約瑟(Joseph Edkins,1823~1905)等,并已從他們那里得知了儒蓮的名字。而在《與法國儒蓮學士》這一信中,直稱他為儒蓮而非其他的名字,亦表明上海的圈子中他人一直都是以此為稱的。另一方面,與王韜合稱為“三狂士”之一的蔣敦復(蔣劍人),早在1854年經艾約瑟介紹與儒蓮通信,并協助儒蓮翻譯《大唐西域記》(Voyages du pélerin Hiouen-tsang),可見王韜絕不是儒蓮第一位交往的中國文人墨士。王韜雖認為蔣敦復的中文造詣比自己低,但蔣敦復的還是能夠譯出這個優雅的名字的。若這名是受中國人啟發而來的,那么其來自王韜好友蔣敦復的機會似更大。此外,儒蓮與其他漢學家以及居于法國的中國人亦有交往,因此很難斷言這個稱號一定來自中國文人。有趣的是,為什么今天的一些學者會把儒蓮中文名稱與王韜(而非蔣敦復)拉上關系?而這又說明了什么問題?在解答這之前,我們先來看看儒蓮什么時候以此名自稱,而舍棄之前所用的“茹蓮”的。那些臆測的重要理據,鑿鑿有據地指出:“Julien自己的漢名是‘茹蓮’,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就使用了這一稱呼。”
綜觀儒蓮的數十部著作,儒蓮最遲于1856年起便在他的著作中統一使用“儒蓮”這個漢名。在他的1856年出版的譯作Histoire et Fabrication de la Porcelaine Chinoise即《景德鎮陶錄》(筆者注:原漢名)封面上,就印有“儒蓮”。封面見圖二,筆者另加紅框標示。這書的中文原作,即中文版十卷本——《景德鎮陶錄》,是儒蓮于1841年向英國漢學家斯當東(Sir George Thomas Staunton,1781~1859)及倫敦大學學院的行政管理委員會提出要求之后,從當時還未公開外借的馬禮遜圖書館(Morrison Library)中借來的。儒蓮得法國政府資助,1856年出版了法文翻譯本。此書的出版比起他與王韜1870年的見面,早了14年。
 
圖 2
三年后的1859 年,儒蓮通過翻譯梵文及漢語材料而出版了Les Avadânas; contes et apologues indiens inconnus jusqu'a ce jour, suivis de fables, de poésies et de nouvelles chinoises,即《阿瓦達納斯譬喻經:迄今未聞諸種印度喻言故事,附中國寓言、詩歌和小說》(筆者譯),更在扉頁上親自簽上了法語 Stanislas Julien及漢語儒蓮的名字。這種法漢雙語簽名并行的方式,使我們能看到他對漢名的喜愛。而同頁上,他還寫下“Tout exemplaire non revêtu de ma signature sera réputé contrefait”。(見圖三)意思是 “沒有我曾親筆簽名的版本都屬膺品”。 
 
圖 3
熟悉西歐出版史的學者大概已知道,法國自啟蒙時代以來到19世紀,一直都是出版及印刷業的“重鎮”,地位與德國的古騰堡(Gutenberg)不相上下。直到17 世紀在低地國(low countries)如比利時的安特衛(Antwerp)成為北海最大的商港之后,印刷出版業日益發達,在宗教政治運動的庇護下,成了傳播神學與各類資料的出版要塞。安特衛能迅速翻印歐洲出現的任何讀物,通過快速廉價的印刷,拖垮了法國及德國的出版市場。而儒蓮要在自己作品上簽名,就是要保護自己的版權及知識產權,亦要保護資助他出版的法國政府的利益以及整個法國漢學研究的生態,因此他直到在每本正版書上都簽上自己名字才出售。有趣的是,他為何同時簽法漢兩個名字?我們可以想象,在當時歐洲環境中,要以拉丁字母法語Stanislas Julien進行冒簽,并不困難,但要仿中國簽名寫下“儒蓮”兩個漢字,在19世紀歐洲實在難度極高,一般盜版書商無法做到。漢名“儒蓮”對他而言,可以說是為作者加上了雙重防偽標簽,由此可看出這個中國名字對他的重要性。無論如何,上面申述的幾點,已有力地擊破了網上流傳的那種未經考證,而看來言之鑿鑿的說法,即儒蓮的名稱是由王韜而來的臆測。因為,《阿瓦達納斯譬喻經》一書出現在 1859年,是兩人正式會面的11年前。
法國之行對王韜產生極大的影響。他能一睹儒蓮的風采,并感受了后者的學識,甚至希望能邀請儒蓮合作撰寫《元代疆域考》和《元史拾遺》,可惜最后并未成事。法國風土人情,特別是法國的風俗、文教、政治制度,促進他以后編譯了大量與法國有關的政論、紀事本末體史書,以至風物志、小說散文等,如《普法戰紀》(1873)、《法國志略》(1871)及后來的重訂版《重訂法國志略》、刪訂版《法國圖說》、《法國奇女子傳》等。法國由此成為他知識概念及重要思想的一個主要來源。王韜的這些著作,雖在中國國土內不一定立即風行及產生影響,卻在出版后傳到了日本,被日本看成是“警世之言”,由此足見王韜的影響力,已共時性地轉移到了另一個急需現代化的維新社會。王韜的著作對清廷官員及中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要等他后來重新以“西學第一文士”身份獲清廷寬恕,于1884年正式遷回上海后才可實現。
上文說過,王韜并不是儒蓮第一位接觸的中國文人。早于1866年,儒蓮就接待了中國派遣到法國的官方使團。1866年初,作為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英國人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回國休假,行前向清政府建議,帶幾名成立于1862年的同文館的學生到英國展開外訪,這樣既可以促進中西交往的管道形成,更可以試試同文館學生的能力。主理洋務的恭親王奕?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成立后,早就希望派出國人到歐洲各國考察,由此便選定了63歲的滿人斌椿為首席代表,率團赴歐,考察西方。1866年3月7日,斌椿率三名同文館的學生及自己的兒子廣英,從北京出發,先后游歷了法國、英國、荷蘭、丹麥、瑞典、芬蘭、俄羅斯、德國、比利時等11個國家,歷時4個多月,開創了中國官方使團赴歐洲交流的歷史。同行的同文館首批學生,包括英文班的張德彝、鳳儀以及法文館的彥慧,他們的年齡才不過十八、十九歲。在這次游歷中,鳳儀及彥慧沒有留下什么歐行紀錄,只有張德彝筆記詳盡,刻畫入微,為后人留下了中國官員外訪的全紀錄。張德彝《航海述奇》的一大特色,是記述了不少當時的人文風尚。而且可以說,由于他們三人結伴成群,又懂外語,青春無畏,沒有什么心理包袱,因此張德彝《航海述奇》的記錄,多了一份報道文學的況味,而沒有王韜《漫游隨錄》在出版及內容信實程度上的復雜性。
張德彝《航海述奇》把拜會儒蓮的經過,言簡意賅地寫出來:
 
[三月] 二十八日丁亥,微陰。早乘車往文人坊,拜一人姓茹名良者,年約五旬,士人云為法國翰林,彼讀華書三十余年,識字之義,未聞字之音。且已翻出許多中國書,如《四書》、《禮記》、《三字經》、《千字文》,《平山冷燕》、《玉嬌梨》等書,入內讓坐,并不交談,以筆書之,可通其意。又出其所翻書卷呈閱,尚不支離。所居之地,因四方人多會于此,故名曰文人坊。
 
從引文可見,張德彝把Julien的名字譯為“茹良”。“茹良”這個漢譯名字,首見于中國文獻,亦是儒蓮唯一一次被稱為“茹良”的記錄。“茹良”也好,“茹蓮”也好,都是音譯Julien姓氏而且帶有不錯的聯想意義?!逗胶J銎妗吩趶埖乱突貒笠呀洺霭?,卻沒有對同代人留下重要的影響,因此此后也沒有人再追隨張德彝的稱法。這可能與他人微言輕、影響力小也有關系,起碼對后來出國的王韜而言,既沒有參考價值,也沒有直接借鑒意義。當然,1866年王韜也正好身在香港,要在香港立即取得官方出版的張德彝的《航海述奇》,也實在不易。張德彝在文中提到大量儒蓮的著作,很明顯的是張德彝與出使團隊于出發前并沒有看過這些著作,否則也會依據儒蓮自己的稱謂而統一對之的稱呼了。少年張德彝的青澀眼光,雖然新鮮,但不一定準確,尤其是他是第一次出國,首次接觸異國文化。他于1866年拜會儒蓮,儒蓮當年大概年約69歲,可以說是年近七旬了,然而張德彝卻說他大概五旬,與實際年紀出現了20年的差距。年輕的張德彝目測長輩之年齡失誤,并不值得訝異,再加上他是第一次接觸西方人,要跨種族辨別異國人年紀,這不免先天不足,印象模糊。我們指出他的觀察有瑕疵,目的并不在于要批評張德彝,而是要借此與王韜的形象工程對比。
 
四    《法國儒蓮傳》的儒蓮
儒蓮于1873年去世,王韜以傳記體體裁著《法國儒蓮傳》,記述了儒蓮的生平事跡。全文6段,首一兩段述及儒蓮生卒資料及個人背景。王韜默默道來,如儒蓮原籍猶太,“少即嗜學,于各國語言文字,深所篤好”。并指出儒蓮曾被聘為法京藏書樓副監督、法國翰林院掌院學士,即今天所言皇家圖書館副館長以及講座教授等的經歷。王韜然后臚列出儒蓮曾翻譯的著作,包括《孟子》《灰闌記》《趙氏孤兒》等,也提到其離世前醉心研究宗教,并翻譯了佛經文獻《大慈恩寺三藏大法師傳》。王韜所言乃是儒蓮的基本資料及學術貢獻,因此,相比之下,王韜對儒蓮的評價才是值得我們仔細討論的地方。王韜在說明儒蓮的學術工作后,都會嘗試作一些簡單的評語,譬如評價《灰闌記》《趙氏孤兒記》《白蛇精記》等的譯作,“抉剔入微,明暢通達,人見之一覽即解”,“精深詳博,殆罕比倫”,“擘績條分,骎骎乎登大雅之堂述作之林矣” 。我們不要忘記,王韜少有對于漢學家做過這樣高度的評價,他初入墨海書院的時候,就曾痛譏西人譯書水平不濟,“即使仲尼復生,亦不能加以筆削”。固然,他當時針對的是傳教士英譯中的中文造詣,而儒蓮所做的卻是把中國古籍譯成法語。然而,這才是我們要斟酌之處:王韜哪有能力對之做客觀的判斷呢?到底儒蓮的譯作如何明暢通達,讀者如何一覽即解,他都沒有說明。王韜雖然在19世紀80年代中期完成多部法國研究的著作,包括《普法戰紀》及《重訂法國志略》。然而我們知道他上述有關法國的研究,都是在張芝軒及陳靄廷的幫助下完成的。亦即是說,他雖然有游法的親身經歷,絕不是閉門造車的學者,但他對儒蓮如何翻譯中國典籍成為法文,法文譯本如何古雅流暢等,實在無法中肯評判。
再來看王韜對儒蓮的其他評語。為了表示自己熟悉儒蓮,王韜甚至在文中活靈活現地展現了儒蓮的形象以及他的個人事跡。譬如儒蓮的外貌,他就說:“軀干肥碩,精力充沛,自少至老,無一日釋書不觀。雖年逾古稀,而豐神矍鑠,步履如恒人”。從儒蓮留下來的眾多圖片中,特別是法蘭西學院所藏的幾幅照片中,我們尚可說王韜“軀干肥碩”之言還算中肯。而儒蓮視女子為掌上明珠,這些可算是個人軼事,儒蓮女兒僅十六歲即香消玉殞,由此也可表露出儒蓮的慈父形象。然而,在王韜的眼中,儒蓮更能稱得上一代碩儒,其中包括他的樂于扶掖后進,不自我尊大,對莘莘學子親炙多勉:
 
先生既造就人材,樂育后進,為國家儲才待用,而又謙德自持,虛懷能受,人有一材一技之長者,必為揄揚恐后,譽之弗容口,愛賢下士,有可知已。
 
當然,這種說法,恐怕只是王韜一廂情愿的主觀意愿。而其真正的目的,則是通過大肆夸贊儒蓮來表明自己與西方碩學鴻儒的情誼之深,婉轉地往自己面上貼金。安必諾(Angel Pino)通過對浩繁的原始文獻,特別是《儒蓮與東方語言學?!芳笆沼凇稏|方語言辭典》(Dictionnaire des Orientalistes)的“儒蓮”詞條的整理,給我們提供了一個關于儒蓮的另類形象,描繪了儒蓮在其法蘭西學院事業如日方中的生涯中,是如何的一位招風惹雨、不斷受人非議的人物。他的學術水平雖令人敬仰,他的成就與學術地位在法國漢學界也是不可動搖。但是,近百年來對儒蓮的批評也時而有之。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1894~1979)就用了非常辛辣的言辭批評他,指責他面目可憎、善妒、小氣、易怒、心胸狹窄。儒蓮雖然極為勤勉,并獲得了驚人的成就,然而卻專橫霸道,竟至于在學術爭鳴活動上,有的學者往往會礙于儒蓮的氣度,與儒蓮辯論時都不敢用真名,因為每當學者指出儒蓮的謬誤后,在他有仇必報的性格下,他日儒蓮必找機會把對手置于“死地”。學界甚至稱他為“學術恐怖分子” (le terrorisme intellectual)。儒蓮有極強的壟斷心態,在選定繼任人的時候,用人唯親,硬要把自己的學生置于最高學術位置之內。他能提拔自己門人,固然不一定盡是壞事。然而,不服從他的學生,就永無出頭之日了,這就不光是朋黨論的問題,而是妨礙了正常的學術開展。曾編纂過鴻篇巨制百科全書式的“中國編目大全”(Bibliotheca sinica; dictionnaire bibliographique des ouvrages relatifs à l'Empire chinois)的考狄(Henri Cordier , 1849~1925),也曾指出,儒蓮有時因個人原因,會“清算”自己的學生,因此無論如何算不上一位仁者,更不能將之歸入碩學鴻儒之類,因其沒有君子應有的胸襟。 受他提攜的漢學家,特別是他的得意門生,如德理文(Marquis d'Hervey de Saint-Denys,1823~1892)及羅錫(Léon de Rosny,1837~1914),雖然曾為老師辯解,但由于儒蓮生前與學界多人積怨甚深,對他負面的批評可謂眾口一聲,在法國漢學界人所共知,難以推翻。固然,學術成就與人格不一定成正比關系,即使他恃才驕物,眾生,是一位十足的象牙塔型學者,但也無法降低他的學術名聲,其實這亦無損后人對他高深學問的景仰。
 
五    總結
在上文中,我們首先否定了王韜為儒蓮起漢名的說法。雖然從現有資料看,我們沒法考據出儒蓮漢語名字的起因。然而,中國學界對儒蓮的形象認知,卻長期以來受到王韜的影響,以至于造成虛實難辨的情況,由上可知,其實王韜與儒蓮的交情并不深,對他的認識也極其表面,然而因為他所采用的對儒蓮的形象建構策略,憑借其一貫善于想象及自夸的作風,進而在傳記體中貫注了富于文人式歌頌逝者美德的寫作格式,給人們提供了另一個儒蓮的形象。當然,就中文名的釋義來看,王韜也受到中國人起名習慣的影響,對儒蓮有著姓名上的人如其名的人格期待——“儒蓮”的“儒”等于碩學鴻儒,“蓮”代表了君子德行如蓮花高貴脫俗等。法國漢學家儒蓮,到底是不是真的會以此自詡,自況具有出污泥不染、傲然不群的情操,并明白中國人的習性而刻意將“茹蓮”改為“儒蓮”,及希望以名會友(以漢名會中國友人)呢?這些,我們暫時無法厘清,只能期待將來有更多新證據出現并做進一步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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