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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美中西比較敘事學理論的建構 ——以浦安迪的研究為緣起

來源:《漢風》第一輯 作者:肖 清 時間:2021-01-26 08:53

摘要:20世紀70年代以后,北美漢學對中國文學的理論化研究日趨加強,其路徑由早期豐富的個案研究,過渡到更為系統化的文論闡釋。在敘事學領域,以浦安迪為端緒的中西比較敘事學研究較早從理論的角度關注中西文學間的差異,并有意識地從中國的文化語境出發加以解釋,展開了對中國傳統敘事學的建構,由此也引起了后來對這一話題持續不斷的研究的興趣,形成了一套獨特的研究譜系。
 
20世紀70年代以來,北美漢學界對中國文學的理論化研究日趨成熟,其路徑大致由早期豐富的個案研究出發,逐漸生發出更為系統化的理論研究。在這一過程中,學者們對中西比較詩學和中西比較敘事學的研究最受矚目,一并構成了這一時期漢學研究的“雙子星座”。在詩學領域,余寶琳(Yu Pauline)、宇文所安(Stephen Owen)等結合文學理論和批評史的比較研究開始從差異性的角度來探討中西詩學的研究;在敘事學領域,以浦安迪(Andrew Plaks)為端緒的中西比較敘事學研究則較早地關注到二者間存在的重大差異,并有意識地從中國的文化語境出發解釋此種差異,由此展開了北美漢學界對中西敘事學差異性的比較建構。

當然,如追溯歷史,在浦安迪之前,北美漢學界的中西比較敘事學研究也已有一較為迂回的“前史”。最有代表性的,可以畢曉普(John L. Bishop)和夏志清(C.T.Hsia)等的研究為例,雖然這些早期學者也會基于中西比較的視野來研究中國古典小說,然其所運用的話語與對比的坐標卻基本上來自西方,從而明顯地表現出用西方經驗貶抑中國小說的傾向。至20世紀70年代中后期和20世紀80年代初,浦安迪提出“中國敘事學”(Chinese Narrative)的概念,并借之分析《紅樓夢》中的原型和隱寓機制,逐漸形成一種從中國文學的內部發掘差異性,以中西敘事作品間“真實性”與“虛構性”為分化的依據,探討中國敘事文學特性的研究思路。與此同時或稍后,許多研究者從這一既定的路向出發,運用新的西方批評理論,分析和比較中西敘事文學的個案作品,進而建立與鞏固了這種以“西”論“中”的研究路徑。當然,中西二者的價值位置也發生了變化,從尊“西”抑“中”過渡到“中”“西”平舉,主要偏向于對雙方特征的事實認同,而不是強調孰高孰低。到了20世紀90年代,一些新起的華裔漢學家雖惑于“理論的焦慮”開始自覺地運用中國本土的批評話語闡釋中國敘事文類,但實際上仍圍繞著浦氏研究中以“真實”與“虛構”、歷史與小說的關系為線索來進行中西比較的思路來確認中國小說文類的特征?;谠谡麄€20世紀70年代后的中西比較敘事學研究中,浦安迪的論述有著突出的學術貢獻,本文試圖對之做一較為系統性的梳理,以期獲得一些有益的啟發。
 

一  “敘事學”概念下的中西異同
1977年,由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出版,白之(Cyril Birch)作序,浦安迪主編的論文集《中國敘事學:批評與理論文匯》(Chinese NarrativeCritical and Theoretical Essays)是這一階段北美漢學家們對中國敘事學研究的一次較為全面的成果展示。作為論文集的扛鼎之作,浦氏的《走向一種中國敘事學的批評理論》(Toward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一文,試圖在厘定傳統中國文學文本中“敘事”概念的基礎上,從中國敘事傳統下的文類的或非文類的次級劃分、敘事修辭層的各種變體、敘事結構模式、人物形象塑造和敘事作品意義間的關系等層面,構建出一個較為宏大而完整的中國敘事學理論架構。
在文中,浦安迪首先討論了將當前流行的西方“敘事”(Narrative)概念挪用至中國文學傳統中去的適應性問題。浦安迪認為,雖然中國的傳統學者沒有將敘事藝術作為一個獨立的亞文類,而且就對這種文類的命名而言,中國傳統文學批評中的“敘事文”、“小說”和“文章”的概念多少都與西方的“narrative”概念有所出入,但我們仍然能夠將西方的“敘事”概念使用到中國的語境之中,原因有一部分在于“中國傳統中再現人類生存條件的敘述途徑和抒情途徑有著幽微的關聯”,或言,“在任何實際的文學批評中,文學作品總表現出敘事與抒情的結合,而這種狀況在傳統的中國文類中更加明顯”,由此可以確證在中國文學體系中的確存在“敘事文”這一范疇,而且這種范疇是在中國文學“文”的概念中發現的。在解釋劉勰的《文心雕龍·原道》中的“文”的意義時,浦安迪以為劉勰所謂的文學之“文”是對自然世界中的“圖式”(pattern)的模擬,與西方敘事文學中強調“模仿”的特征相似,然而細察之后,中國和西方關于“模仿”的理論又有著本質性的不同。雖然中西敘事作品之間的確存在著一種較為廣大的 “對于人類知識的整體系統的模仿(mimesis)”,然而,在另一方面,我們也應看到中西方“敘事”觀念的確又存在著相當大的差異,這也是因為西方自亞里士多德的“模仿論”起一直與西方的敘事藝術密切相關,并以此將“虛構”看作敘事活動的核心要素,從而影響到近代以來的西方小說及其理論;而劉勰的文學模仿觀也僅適用于中國傳統中感官圖像在空間圖式和時間次序上的結構安排,并不像西方人那樣可把“再現”作為一個文類的評價標準,這也表明,中國的敘事傳統并不是以某種中國的或是西方的“模仿”觀念為基礎而建立起來的。

基于此,浦安迪對中西方傳統在“敘事”觀念上差異的解釋,便首要落在了于概念范疇上區分中國語境中的敘事與歷史的關系問題上。在其看來,在中國的文學與歷史書寫語境當中:
 
任何對中國敘事理論的探索,必須在出發點上便承認歷史編撰學的巨大重要性,也就是在一定程度上承認在總體的文化總量中的“ 歷史主義”的巨大重要性。事實上,怎樣去界定中國文學中的敘事概念,可以歸結為在中國的傳統文明中,是否的確存在著兩種主要形式——歷史編撰學與小說的內在通約性。
 
承認了這種通約性,我們便可以較為合適地認識在中國語境中歷史主義與敘事范疇相關聯、相融合的現象。浦氏注意到在中國文化傳統中,歷史寫作和小說創作這兩種不同的體裁總是經常地在傳統目錄學的分類體系下被混合為同一類別,或同一類別的文章在兩種文類間自由游走。譬如在“傳”的系統下,既有包含史傳性質的《左傳》《列傳》,又兼有明顯屬于小說文類的《水滸傳》《兒女英雄傳》這樣的作品,抑或在冠以“記”的名稱的作品中,既有《史記》這樣的史學著作,又有如《西游記》這樣的虛構性作品。這種歷史和小說的涵融現象不僅表現在作品的分類上,而且表現在一些既是史官又是小說家的創作中,比如班固、歐陽修和高啟這些文人不僅從事官修歷史的寫作,同時還創作過較為虛構的敘事作品,他們的創作往往會遵循著“歷史-小說”這樣的譜系而進行,不僅使得歷史和小說的文類關系變得更為復雜,同時也讓歷史小說在中國敘事文類中占了很大一部分。照此看來,中國小說一方面存在著明顯過于重視歷史主題和歷史編撰學模式的特征,另一方面卻“在任何情況下,歷史的和小說的敘事又是一條雙行道”。

從這種歷史與小說在文類形式上的交疊切入,在中國語境中的“小說”和“歷史”統統被歸為對歷史真實的敘述和傳播,而這一“傳播”功用的假設,就在于中國文化傳統把每個敘事文本在一定程度上都認為是對人類經驗中已發生的或應該發生的事情的真實“再現”,由此中西方“敘事”概念在認識論上便有著極大的相似性。但若就中西方敘事文學中體現出的各不相同的“真實”概念而論,中國的敘事文學又與西方大異其趣。“比之于通常在西方哲學和邏輯上的含義,中國語境中的術語‘真實’往往是一些更加客觀、更加相對,更直接地限定在人類環境中的概念,它在傳統的歷史和小說的分支中都可被認為是絕對的真實——無論是實際上的真還是生活上的真——盡管具有夸張的表達法、超自然的敘述細節和意識形態上的扭曲,這種‘傳播真理的觀念’都被視作敘事傳播中的基本支柱”,相對地,西方的文學理論家則把敘事文學的重要作用理解為一種“講故事”功能。

文中,浦安迪把西方的“敘事”觀念溯自古典修辭學,這一傳統經由“史詩-羅曼司-長篇小說”的文學史序列,直到西方近代的批評家仍然將講故事的人和故事的關系視為敘事文學的規定性特征。然而在中國,由于歷史書寫替代了西方敘事傳統中的史詩創作,并成為中國敘事文類的源頭,這不僅給中國敘事傳統提供了一套復雜的結構和人物塑造法,而且為中國的敘事文學提供了一個感知人類活動概貌之重要意義的概念模式,因此中西敘事文本在處理“事件”(event)時也不盡相同。浦氏以為,西方的文學進程是將人的生存狀況視作按時間構思的連續事件,“事件”由此成為西方敘事作品的核心單元;而中國的敘事傳統對重復發生的事件和事件間的間隙往往做等同的重視,由此形成了固定的如靜態描寫、長篇對話和散漫議論等“無事之事”(non-events)的敘事模式,使得“事件”與“無事之事”同為構思人類經驗的敘事單元?;仡欀袊缙诘囊恍┥裨捵髌泛蜌v史著作,這種注重敘述人物言語的傾向一直存在于中國的敘事傳統中,而對事件的重視和在結構上遵循中國傳統的思維和審美模式的特征,最終都與中國傳統思想中“陰陽”和“有無”觀念有關。

通過以上分析梳理,浦安迪一方面在論證中國和西方在“敘事”觀念上的相似之處說明用西方的“敘述”觀念來解釋中國同類型的文學傳統是可行的;另一方面,又認為中西方具有不同的文學文化語境,從而使得二者的“敘事”觀念存在著明顯的不同,因此在使用“敘事”概念言說中國的敘事文學的傳統時,就有必要建立一個不同于西方敘事學體系的“中國敘事學”的理論框架,以此展開對中西方敘事文學系統性的差異比較。

在明確了西方傳統中對“虛構”與“非虛構”的概念區別并不適用于在中國語境中對歷史和小說加以劃分的前提下,便可以借此展開對中國敘事學的差異性理論建構了,而這仍然需要從文類的概念出發。如前文講到的,浦安迪發現在中國的敘事學傳統中,整個的文類和亞文類的劃分均呈現出一種含混狀態,而這種分類學上的含混的根本性問題在于中國的歷史書寫對“虛構”與“實事”從來不做嚴格的文類形式上的劃分,導致在中國的敘事學范疇下產生了由許多“類文類”(quasi-generic categories)共同構成,在歷史和小說間穿梭,且相互關涉,形成了一個由“歷史/真實”漸次到“小說/虛構”的亞文類“連域”(continuum)系統。這一“連域”系統既說明了中國的“敘事”觀念所包含的文類范疇既與西方的“史詩-羅曼-長篇小說”傳統有著巨大的不同,又體現了在中國語境中歷史主義在中國敘事文學演進過程中的重要意義。

在稍后發表的《中國長篇“小說”(Hsiao-shuo)和西方小說(novel):一種類型學再考》(Full-length Hsiao-shuo and the Western Novel: A Generic Reappraisal)一文中,蒲安迪從類型學的角度切入,解釋了中國敘事作品與其所在的文化智性傳統同西方通行作品的差異性。在這篇文章中,浦氏指出,中國和西方的小說分屬于不同的文學有機系統,因而是兩種不同的文類,尤其當我們在將西方“史詩-羅曼司-小說(novel)”的單線式敘事傳統對應于中國的敘事語境時,某種理論上的困境就此產生:
 
因為在早期中國文學中沒有史詩這一簡單事實,其有用性和支撐后來我們能稱之為小說(novel)的散體敘事文類便一起立即消失了。然而這并沒有鎖住我們通向比較探索的大門,因為中國小說雖不與早期的史詩形式相連,但卻深深地植根于其自身的文學遺產當中。
 
在浦安迪看來,中國的文學術語“小說”實際上包含了短篇和長篇兩種形式,其在文類概念上涵容了短篇小說和西方的小說(novel)這一類型,但是相比西方小說與其將史詩作為敘事文類淵源的特點,中國的歷史書寫和民間敘事構成了自身獨特的文學傳統。效仿伊恩·瓦特(Ian Watt)在《小說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Novel)中用社會與經濟等因素解釋西方“小說”文類的形成的方法,浦安迪對16~18世紀的中國文化傳統做了分析,說明中國這一時期的通俗小說的飛速成長受益于當時出版業的蓬勃、更廣泛的閱讀大眾以及在貿易和貨幣經濟發展的支持下養成的閑暇時光和文學消遣方式,最終成為明清文人主流文化思潮最重要的表現形式??v使中國明清時期的長篇小說與西方“novel”在許多方面有相似性,比如都運用現實主義再現手法反映和批判社會,塑造了諸多英雄形象,善用諷刺等特點,但從《三國演義》、《西游記》、《儒林外史》等長篇小說在人物塑造和寫作手法上看,仍與西方敘事作品之間存在著霄壤之別。聯系到中國的文化史和智性傳統,可以看出二者在對“小說/novel”文類的類型學建構上仍具明顯的差異,中西“小說”文類間的差異性話語仍是最為主要的。
 
二  中西比較敘事學的建構
巧妙地結合抽象的概念進行比較與分析的做法,使得浦安迪的中西比較研究向來不乏理論探討和文本解釋間的張力。在確證了中國敘事學和“小說”文類與西方同類概念的理論差異后,浦氏在《走向一種中國敘事學的批評理論》的后半部分從修辭、結構、人物塑造和整體意義等四個方面在中西比較的基礎上,展開了對中國敘事文學的理論建構。其中,浦安迪綜合地運用中西方的文學批評材料,既注意到中西敘事文學作品間的某些相似性,也對二者更為明顯的差異性展開了具體的論述,與較為單一地注重中西相同或不同的比較研究而論,浦氏的中西比較敘事學理論建構是一種基于中西敘事學理論某種共性的差異性比較,能夠更為全面地體現出中國文學的特性。
在修辭學層面觀照中國的敘事作品時,浦安迪指出了中西敘事學在處理歷史材料與運用文學修辭方面的某些相似性。比如他發現中國官修的紀傳體史書事實上也存在著有類似于運用西方敘事學“隱含的敘述者”(implied narrator)來表現一種“全知”視角的現象,如《左傳》中的“君子曰”、《史記》中的“太史公曰”和其后史書中的“史臣曰”等敘述,不僅說明了在中國語境中始終強調品評人物和事件高于純敘述行為的特點,也說明了這些在敘事層面上的修辭并不完全符合歷史寫作內容的形式特點。而在編年體史書中,中國史家也運用了“剪貼術”(cut-and-paste method)的操作手段來擇取史料,保留與編年史的整體感相沖突的個人評價,但是在演義小說中,這種妨礙敘述整體性的敘述者個性表現得更加突出。

在結構層面上,浦安迪批評了此前一些西方漢學家往往以西方長篇小說(novel)的結構標準來衡量中國古代小說,詬病中國小說缺乏整體性因而只是某種綴段性(episodic)的故事情節的觀點。在他看來,對敘事作品的整體性的論調其實僅適用于西方以“模仿論”為中心的敘事模式,即悲劇和敘事詩的文類。而且從某種程度上來講,中西方的敘事文學其實都在處理人類經驗中的一個個片段單元,因此都可以說是帶有某種“綴段性”的特征,但是中西敘事學在結構層面上依然存在著差別,這是因為中國敘事文學的“結構”概念其實是小于西方文學作品的“結構”概念的。在文中,浦安迪試圖從中國自身的文學批評傳統中尋找中西互異的因子,并列舉出中國傳統評點中的“文法”“夾尾法”“弄影法”等術語,以說明這些概念都是旨在更加關注那些反映在文本表面的、更小結構單元的肌理(texture)上,而非西方的整體結構性(structure)上的重合,因此在中國語境中無論是“肌理”還是“結構”,其審美內驅力并不要求作品符合源自外界的整體連貫性,而是通過對內部的整體性敘事的設計,使其在各綴段間能夠相互聯系。

  談到中西文學在塑造人物方面的不同,浦安迪也更多地從中國哲學的層面解釋。雖然西方敘事文學中的形象不全是英雄人物,但是整體上西方的敘事傳統會將人物形象視作一個或多或少的實體與對人的成長過程的一種假想式的模擬。而再審中國的敘事傳統,讀者會發現其中的主要人物普遍都稱不上英雄,甚至有許多反英雄的形象,其中一些人物性格在整個敘述過程中也是矛盾的和搖擺不定的。而造成中國小說中主人公變動不居的性格特征部分地來源于道家哲學的無為思想,而一些所謂的“共相”“別相”“正犯法”等塑造人物的手法都與整個“中國敘事學”傳統對人類經驗的傳播的理解有關。

通過于意義層面上解釋中國敘事學的特性,浦安迪的研究上升到了對中國文化傳統在認識事物方面的本體性思考。他認為中國的敘事傳統基本假設是整個外在世界實際上是自我承受的,或者說是人類能夠理解的一個有序的意義結構,進而確證這個世界是可知的。這種潛藏在中國敘事傳統中整體與個別、內與外、特殊與普遍等問題的認知,表現為一種于整體性的意義范疇下容納了個人感性的特殊視野,而這種體現個人感性的特殊視野在歷史書寫中可以清晰得見。當然,在更多地體現個人感性小說的文類中,那些潛在的、被營構的假設性真理時常會失去平衡,處于某種隱蔽的狀態。

  至此,浦安迪雖已較為全面地比較了中西敘事學的共性與差異,并分析了造成中西敘事作品差異的原因,但是限于整篇文章“理論批評”的旨歸,文章并未詳盡地展開對中西某部敘事作品的比較研究,而其稍早于《中國敘事學》論文集出版的博士論文《〈紅樓夢〉中的原型與隱寓》(Archetype and Allegory in Dream of the Red Chamber),則較為完整地體現了浦安迪綜合運用中西方的批評工具解釋中國敘事文學之特點的理論意圖,下面試對之做一分析。

浦安迪的博士論文《〈紅樓夢〉中的原型與隱寓》受啟發于其對《紅樓夢》包羅萬象的完整結構的理解。論文分七章,運用西方的原型理論和“隱寓”概念來解釋《紅樓夢》的整體意義。細讀《紅樓夢》時,浦氏穿插著比較中西各自的隱寓傳統和中西文學作品中的“花園”題材,并從中西方文學于隱寓機制上的差異上升到哲學本位論的層面解釋中西文學的差異,尤其在最后一章中,浦氏將對“大觀園”的整體意象的理解放置到了中國文學整體性的關系網絡之中,同時從西方文學批評中汲取養分,用“二元性”和“周期性”的原型范式解釋來闡釋中國敘事文學作品中的整體性空間視野。整篇論文縱論中西方敘事文學中的各種主題和情節,不囿于《紅樓夢》的文本世界,兼論中西方文學作品中的“花園”母題,最終又回到對作品的結構性和整體性的理解,是浦氏中西比較敘事學理論研究的基石。

“allegory”是西方文論史上一個非常關鍵的文學術語,其概念可追溯到對荷馬史詩的柏拉圖式的和斯多葛式的解釋。后來經由亞歷山大學派的斐洛(Philo)對《舊約》的希臘化解讀和奧古斯都(Augustus)、杰羅姆(Jerome)等早期教父的解釋學方法,其含義逐漸演變為經典修辭學中純世俗化的修辭術語。依據西方較為權威的《文學術語匯編》(A Glossary of Literary Terms),現在較為通行的文學觀念也將之看作一種敘事文體,它包括歷史的和政治的隱寓(historical and political allegory)以及觀念的隱寓(the allegory of ideas)兩大類型,同時也指那些非隱寓性作品中的隱寓形象,因此“allegory”也可以指某種隱喻性的敘事策略。而在整個西方的修辭學傳統中,“allegory”也是西方四大比喻——隱喻 (metaphor)、轉喻(metonymy)、提喻(synecdoche)和隱寓(allegory)——中的一種,主要表達“言此意彼”的修辭意圖。據此,國內學者多將其翻譯為“諷喻”、“風喻”或“寓意”。

盡管“allegory”的概念在西方兩千多年的文學傳統中被歷代批評家做過多種的解釋,但仍形成了一個較為融通一致的有機概念整體。在本書中,浦安迪所謂的“allegory”事實上剝離了在西方文學中各個不同歷史時期中具體語境的含義,指涉的是文學文本與其中蘊含的意義的雙層關系。按浦安迪的話說,“隱寓”是指“在某一時段或某一形象中會被描述為寓言式的、形態學的或是勸解式的,但在所有情況下都是指(文本)表層和(意義)深層間的雙層關系”,因此浦氏的解釋超越了西方傳統中為某個歷史時期所屬的修辭學或者文類學的劃分,而將之化為一種結構主義式的歷時的和簡化了的概念,用來探究文本內部(能指)與外在觀念(所指)間的關系。所以為了突出浦安迪強調中國傳統敘事文本中文本表面的能指系統與其外在的歷史主義的所指系統的結構性關系,同時撇清其中意指西方特定的文類和修辭手段的歷時性含義的成分,筆者在此將浦氏文中“allegory”譯為“隱寓”,以區分其在不同語境中的含義。

浦安迪在文中認為西方有關隱寓的多種定義的共同基礎在于西方對文學世界的判定從本質上講是雙重的,即“在西方的語境中談隱寓,意指雙層文學世界的創造(即對本體二元宇宙的模仿),它們是通過將敘事的想象與行為(作者的小說)投射到假想的結構模式層面而實現的”,西方的隱寓機制因為揭示了這種表層文本與深層含義間的關系,從而可以看作西方文學作品對其文化傳統思維上現象與本質、事件與真理間的二元對應模式的模仿,西方的隱寓性小說也因此通常既模仿外部動作又展現人物內心的精神歷程,交織形成一個漸進地通向最終真理的結構模式。

在將中西方文學世界中的“自然女神”(Dame Nature)和中國神話中的女媧形象做綜合比較時,浦氏也是先比較了這兩個形象的一些共同之處,后又于二者在各自文化系統中發掘出更明顯的差異:雖然在西方自然女神和中國女媧的傳說中都有愛情的主題,但是在前一文學系統中,愛情的概念是一種普遍性的吸引力或是對神的恩賜的流露,而這種理解在一元式的中國神話系統中卻難以得見?;橐鲈谂畫z神話中表現出的是一種靜態的對稱觀念,而在西方的自然女神故事中則充當了一種動態的運作或獲得生命能量的事件。

與同時期宇文所安、余寶琳在中西詩學的差異性比較的建構模式相類似,浦安迪也借助對中西隱寓機制的討論,進而將這一議題上升到了對中西文學本質性比較解釋的層面。在他看來,不同于西方隱寓采用的“二元宇宙論”的結構模式,中國的解決之道是“在一個給定的無限宇宙中,整個可感知到的感官的和智性的對立面都包含在其內,用這種全體結構中的二元性兩極作為全體結構之內的互補元素”,即中國哲學因為強調整體的一元性而不區分真實與虛構、物質的與形而上的差異,從而構成了迥異于西方的隱寓機制:
 
兩個傳統之間的重要差別似乎在感覺和判斷(sense and sentential)間的微妙關系之中。我們已經了解了西方文學世界在整體上,尤其是西方的隱寓,是通過邏輯關系上相似和差異共生于其內的比喻,通過“ 向上看”以接近一個在定義上超越時間形成過程的永恒存在的范圍。另一方面,中國的隱寓作家,只因通過“ 向外看”使得空間擴大卻難以企及一個整體的視野。
 
在此,浦安迪的“隱寓”概念更加側重于一種隱寓性的解釋(allegorical interpretation),這種解釋因為跳出了西方具體歷史語境的束縛來解釋中國的敘事文學作品,因而對“隱寓”做了一種去歷史化和去語境化的解釋。浦氏以為,盡管在《紅樓夢》《西游記》等的中國敘事寫作和相關評點的考證中,我們仍不能證明中國作家在寫作時是否在有意地創造某種明確的寓意,因而也不能將之明確地視為與西方傳統對應的“寓意文學”,但是對《紅樓夢》進行這種隱寓性闡釋的基礎在于,“在中國和西方的文學作品中,我們發現了一種于整體中創造了對整個知識體系的模仿的嘗試。在這種嘗試中,《紅樓夢》的作者和本書中論述到的歐洲詩人都是在轉向一種由傳統文學結構的模型到不限于直接模仿性再現的智性圖式的隱寓式的投射”。借助這一則說明,我們可以看到,浦安迪在用“隱寓”的概念闡釋具體的中國敘事文學文本時,傾向于指在文本表面與作品的整體意義和被模仿的外部世界間的形上關系。

而在“中國敘事學”研究的主題下,這種較具實踐性的中西比較闡釋模式在浦安迪之后很長一段時間的“中國敘事學”研究中均有補充性的發揮。比如其于1987年發表的《明代小說四大奇書》(The Four Masterworks of the Ming Novel)也是緊扣中西小說的差異性比較的思路展開的。這本書討論了明代“四大奇書”《金瓶梅》、《西游記》、《水滸傳》和《三國演義》在情節和結構上的特點,同時依托對這四部奇書的細讀、校訂和批語、“奇書文體”在結構布局、人物形象和主題上尤其是敘事反諷(irony)上的文體特征,最后總結性地解釋了作品在反諷意味中寄寓的意義。類同于其對西方“隱寓”概念的處理,浦安迪對西方修辭學中的“反諷”概念的理解也依從其最廣泛的意義,即“意指各種可能存在的口是心非現象,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學引喻、典故、對話語句,甚至描述情景等文字表里之間的每一點脫節和差異”,并將這種對敘事結構紋理的分析與“文人小說”、“奇書文體”的文體觀和明代理學思潮一同做綜合性的討論,鞏固了此前綜合運用中西方的文學理論工具,并同時注重在中國語境內挖掘中西差異話語的批評模式。
 
三  余論
綜觀浦安迪提出“中國敘事學”概念和其對《紅樓夢》等中國小說的中西比較研究,可以看出,其理論內核是一種從中國內部的敘事傳統中尋找中西差異性的話語建構。最初,在闡釋《紅樓夢》作品的整體意義時,他運用西方的原型理論和“隱寓”概念來闡釋中國的敘事文學作品的做法在漢學界自然無可厚非,而在這種研究原則之下,承認中西敘事學在具有某些共性的基礎上突出二者間的差異,并從中國內部的社會文化語境中解釋差異性根源,已明顯區別于前一段以西方的理論為標準貶損中國文學的研究理路。雖然在后來研究中國長篇小說和“四大奇書”的過程中,浦安迪又略有逐漸闡釋中西小說之相似性的傾向,但從總體上看,對中西小說和敘事學的差異性比較的論述仍占主要的位置。然而面對中西方隱寓機制的差異性比較這一話題,20世紀90年代的美國漢學界也有些不同的看法。在《中國美學問題》一書中,蘇源熙認為浦氏所謂的“隱寓”實際上是“一種模仿性擴張,是文化上結構化的思維習慣在文學上的‘投影’”,因此,將浦氏的這種中西文學差異的比較建構視為一種本質主義的解釋,但是從浦安迪整體性的中西比較敘事學的理論建構來看,后來的一些美國漢學家,如王靖宇、倪豪士、魯曉鵬等都沿著浦安迪的發現,在“中國敘事學”這一理論架構下,運用中西方的史學和文學理論解釋中國的歷史書寫與小說創作的親密關系,從而展開了一條更為豐富的中西敘事學比較研究之路,“歷史與小說”也成了后來相當長一段時期內中西比較敘事學研究所追尋的重要線索。

如將觀察的視野進一步放大,從更大背景上與這一時期已發生的學術與思想上的變化相關聯,以浦安迪為端緒的中西比較敘事學研究,著重以歷史與小說、真實與虛構為線索建構中西敘事學之差異性話語的優勢在于,它強調了在中西方文化未接觸之前各自的文化語境,并比較充分地考慮到各自原有體系的整體自足性,從而轉換了此前如畢曉普、夏志清等單純用西方文學的價值尺度衡量中國同類作品的取向。當然,從方法論工具的選擇和研究目標的設置來看,北美漢學家能夠看到中國敘事學作品與歷史主義間的巨大通約性,實際上也與他們自身對西方自亞里士多德“模仿倫”以來探討真實與虛構的敘事學傳統有著深切的理論相關性,更多地得益于西方的各種理論資源。在此前后出現的如葛瑞漢等突出強調中西哲學思維間的差異,柯文提出“中國中心觀”和“內部取向”的命題,都會直接或間接地與比較敘事學的轉向有內在的呼應,進而,也會反映出漢學家們在面對國際性的理論話語,諸如后殖民、多元文化主義等議題時所取的理論態度。因此,中國的本土特殊性,或中國式敘事的獨特性便會成為他們所關注的一個核心。雖然在這些研究之間也會存在著一些分歧,或有些結論尚存在著再協商的余地,但是我們還是能夠從中收獲許多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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