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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古典詩歌英譯的探索者——宇文所安的詩歌譯介路徑與特質

來源:比較文學與翻譯研究 作者:陳婷婷 時間:2021-06-04 07:56

摘要:中國古典詩歌是中國文學中最具中國元素的形式,而中國古典詩歌外譯又是中國文化走出去的重要組成部分。美國著名翻譯家、漢學家宇文所安對中國古典詩歌在英語世界乃至全世界范圍內的譯介和傳播做出了卓越的貢獻。在中國古典文學外譯過程中,翻譯家的翻譯動機作為翻譯的主體因素之一,對翻譯文本的選擇和翻譯策略的選取起到直接決定性的作用。本文擬從翻譯家的翻譯動機如何對整個翻譯活動產生決定性的影響出發,探析宇文所安的翻譯動機、翻譯觀念、翻譯路徑以及翻譯副文本對中國古典詩歌外譯和讀者接受所帶來的影響,以期探索中國文化走出去的有效途徑。
關鍵詞:中國古典詩歌;宇文所安;譯介;動機;策略
 
“為什么翻譯”和“翻譯什么”是翻譯學備受矚目的問題,因為“翻譯動機對譯者選擇什么文本來譯和采取怎樣的策略來進行翻譯,具有直接的決定作用。這兩個問題一旦找到明確的答案,如何翻譯的問題便能在原則上得到解決”。“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巨”,翻譯動機包含譯者欲借助譯文想要傳遞和糾正的問題、滿足贊助人和讀者群體的閱讀趣味和審美旨趣以及目標語對出發語的文化利用等諸多因素。這些因素又是一體多面互相支撐的,它們迂回地進入到翻譯層面。譯者的動機同時也和譯者的身份緊密聯系,這也解釋了為何在同一時代背景下,譯者由于不同的文化身份會持有不同的翻譯策略,而產生不盡相同的譯文。
中國文學的海外傳播,其中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是一個最具挑戰性和易于引起“可譯”和“不可譯”爭議的領域。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是當今美國最著名的翻譯家和漢學家之一,自20世紀70年代起就奠定了其在中國古典詩歌翻譯和研究方面的權威地位,被學界譽為美國漢學界公認的領軍人物。宇文所安又是一位學者型的翻譯家,詩歌文學史和中國文論是他學術研究的兩大板塊,他的主要著作包括《韓愈和孟郊的詩歌》《初唐詩》《盛唐詩》《晚唐:九世紀中葉的中國詩歌:827-860》《中國“中世紀”的終結:中唐文學文化論集》《追憶:中國古典文學中的往事再現》《迷樓:詩與欲望的迷宮》和《他山的石頭記》等,并且耗費八年時間于2016年完成《杜甫詩》,即杜甫全集的翻譯。他不僅奠定了其在西方漢學界和翻譯界的堅實地位,也為中國古典詩歌外譯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本文擬從翻譯家的翻譯動機出發,結合“選擇什么文本來翻譯”和“采取怎樣的翻譯策略”這兩個翻譯學的根本問題,探析宇文所安中國古典詩歌翻譯的獨特翻譯路徑和特質。

一、不拘于語言形式的忠實譯者
翻譯家對翻譯有著不同的動機,但“求真”與“求美”,構成了翻譯動機的基本之源。首先,是中國古典詩歌獨特的魅力和其豐富多彩、涵蓋萬象的內容深深地吸引了宇文所安。他自幼喜讀詩歌,十四歲在巴爾的摩市立圖書館首次讀到中國古詩的英譯本,初因感到“非常新鮮”,而后則非常喜愛,從此便與中國古典詩歌結下了長達一生的不解之緣。宇文所安給自己起的中文名字,也體現了他對唐朝文化和文學的熱愛:“宇文”是胡姓,“所安”出自《論語》中“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任何文學作品的翻譯與文學創作一樣包括偶然性即唯一性,對于宇文所安而言,這個偶然性便是真的“喜愛它,所以才選擇了它”。
其次,宇文所安從一種跨越中西二元對立的視域和比較詩學的方法切入中國古典詩歌的研究,他認為“國別文學必須占據一個標志差異的邊緣空間,不能太缺乏國家色彩,也不能太富有國家色彩”。在這個前提之下,翻譯之所以重要,因為它是溝通中國文學與世界文學最重要的媒介。“通過精巧的翻譯進行不同國別文學的比較”,不單是彰顯民族性,更要尋找一種屬于世界文學和文化的“普遍知識”即普世性,所以將中國古典詩歌納入世界文學的一部分是宇文所安的翻譯理想。對于翻譯動機,宇文所安在《杜甫詩》譯本序的結尾處給出了自己的看法:“翻譯是一種以目的為導向的藝術,翻譯的目的常常由其面向的讀者決定。(Translation is a craft that is contingent upon its purpose,and the purpose is usually determined by the readers for whom it is intended.)雖然我的翻譯可以供普通讀者閱讀,也可以供專業學者研究,但我主要面向的讀者還是那些有一定中文水平且能達到閱讀杜甫的程度的人”。宇文所安也多次明確表示:“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我必須翻譯詩中的所有意思”,即“必須凸顯不同詩人和不同詩歌之間的差異,‘差別’就是翻譯要解決的最重要的工作”。那么追求傳遞作為世界文學一部分的中國古典詩歌所蘊含的內容之多樣性,且面向的讀者也可以認知和接受,這就是宇文所安的基本翻譯動機。翻譯動機一旦確立,便會直接決定具體的翻譯策略,宇文所安對自己的翻譯策略則反復強調:譯文要竭力凸顯中國古典詩歌的“全面性”和“差異性”。
宇文所安先后出版以唐詩研究并涉及翻譯的專著十多部,尤其對杜甫情有獨鐘,不僅耗時八年獨自翻譯了杜甫全集,而且稱杜甫是“中國最偉大的詩人”,且“杜甫經典化的地位至今也無人能撼動”,這一說法也因此被西方學界認可和反復引證。“選擇翻譯什么”即為什么鐘愛和選擇杜甫詩也和宇文所安的翻譯動機息息相關。宇文所安認為他最為欣賞杜甫的一個基本特征就是:他作品的“豐富多樣性”和“復雜多樣性”,正如“元稹在九世紀初所說的那樣,杜甫的天才之處就在于其詩歌的包容和多變。閱讀杜甫詩,好處在于可以發現杜甫的形象是何其豐富和與眾不同”。宇文所安稱杜甫的偉大特質在于他“超越了傳統文學史的有限范圍,如同莎士比亞在西方的傳統中一樣,他的文學成就本身已成為文學標準的歷史構成的一個重要部分”。
翻譯的“可譯性”與“不可譯性”問題是翻譯學的另一個基本問題,雖然此處不擬對此做出深入探討,但是誠如弗羅斯特的一句名言:“所謂詩,就是翻譯之后失去的東西”,所以詩歌的翻譯難免會牽引出“可譯”與“不可譯”的問題。譯者認為中國古典詩歌“不可譯”,往往是因為既要保留原詩的韻文形式又要傳達出其背后豐富的意象和喻意,在譯者的眼中幾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如前文所述,譯者的翻譯動機將會直接決定翻譯策略,而翻譯策略又會很大程度上影響海外傳播的效果。宇文所安在其所撰《中國傳統詩歌與詩學:世界的象征》(Traditional Chinese Poetry and Poetics:Omen of the World)中表達了他希望達到的翻譯效果,他認為:“穿越一個現代英語讀者和一首八世紀中國詩歌之間的距離只有兩種方式——移動讀者或者移動詩歌”,而宇文所安表示他選擇“移動讀者”。但是我們不能簡單地將這句話理解為宇文所安將會采用“異化”的方式來翻譯中國古典詩歌,事實情況是為了踐行中國古典詩歌的“可譯性”,宇文所安并不拘于原詩的韻文形式,而是采用散文形式來翻譯,并且認為:“在所有的杜甫詩歌中,嚴肅的長篇排律詩給譯作的讀者帶來的問題最多”。關于采用散文這一翻譯形式的理由,宇文所安在此書的序言開篇有云:“詩歌,不幸地,不是語言的藝術:它‘在語言中’發生,但它并不‘屬于語言’。語言對詩歌來說僅作為一種必要條件時才是必需的”,“簡單地說,詩是一個事件,不是一個實體”,并且宇文所安也從讀者接受角度闡明了他采用散文形式翻譯的原因:“不必強求押韻,因為現代美國詩并不追求押韻,相反差不多所有的押韻的現代詩都是反諷的,這種翻譯在當今美國會讓讀者非常反感從而很少有人愿意讀”。
實際上,閱讀宇文所安的譯本,讀者往往會有一種鮮活的感官體驗,那就是宇文所安是一位富有藝術家般浪漫氣質的翻譯家和漢學家,這使得他和其他的西方漢學家不同,他摒棄了西方漢學界常用的社會或文學方法論去切入中國文學研究,無論他的譯文還是學術著作,文字都非常感性。所以在西方文論對于詩歌研究無論是新批評還是結構主義的方法等都非常強調語言的重要性時,宇文所安才能發出詩歌“不屬于語言”這樣獨特的聲音。無獨有偶,他也強調杜甫詩不是對“現實主義文學”的不懈追求,“對比根據十九世紀的現實主義程式下,歐洲‘現實主義’通過描寫和美化捏造出所謂的‘現實’,杜甫詩更關注此時正在發生的事情,將這些融入詩的思想世界中,演變成了詩化的日記,卻不失為最偉大的中國古典詩作”。那么能否彌補翻譯中國古典詩歌韻文形式上的喪失,而用其它的修辭方式以體現中國詩的“差異性”,宇文所安又以一貫感性的文字建構了一個浪漫的比喻:“譯者與原作的關系是部奇特的愛情小說,首先必須承認譯者不能改變自身,而且他的聲音只屬于他自己”,那么“譯者有必要回到一個新的、連貫的聲音,這第三種聲音完美地言說:情愛的這種努力保留,是銷魂的情愛,而不是力量對抗的情愛”。這可以理解為譯作和原作具有一種異質同源性的“不可能割斷的血緣關系”,它們“同源而不同一”。
探討中國古典詩歌的翻譯也無可避免地會涉及歸化與異化、意譯與直譯的問題,而在這個問題上,譯者的翻譯動機同樣起著決定性的作用,譯者的翻譯觀念會對譯者的價值取向和具體的翻譯方法產生直接的影響。宇文所安希望“移動讀者”,“傳遞出唐詩中的所有意思”,決定了“忠實”是他最基本的翻譯原則。但是“創造性叛逆不僅是文學翻譯還是文學傳播和接受的一個基本規律”,所以“忠實”常常讓譯者顧此失彼,何為“忠實”?“忠實”于什么?是“忠實”于原詩的“形”還是“神”?宇文所安的觀念也十分明確:翻譯“不必強求押韻”,那么在翻譯的“形”這個問題上,他選擇了“叛逆”。竭力保存和體現原詩“全面性”和“差異性”的觀念,使得他在翻譯的“神”這個問題上,又選擇了“忠實”。這一翻譯觀念在宇文所安譯文的具體翻譯策略和方法上體現得非常清晰,他的譯文會清晰可見“歸化”與“異化”二者兼而有之,從來就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由此可見具體的翻譯工作,往往帶有定見,譯者常常從既定的立場出發,翻譯的調子早已定下,雖然文學翻譯的偶然性決定了不乏會有極個別不同的例子,但是一旦翻譯動機和觀念確立,便被在翻譯活動中一再踐行和強調。

二、用差異性體現作品的唯一性
宇文所安最難能可貴之處便是他用“差異性”來體現文學作品“唯一性”的獨特的翻譯美學。宇文所安曾在一篇序言中說道:“勸你逃離這個世界的關注”,這似乎在宣告他翻譯中國古典詩歌獨特的視角。宇文所安是中國古典詩歌的域外知音,他能提供一種其它西方漢學家甚至是中國古典詩歌研究者所不能提供的觀察視域。宇文所安強調“文本細讀”的重要性,認為文本細讀能“啟發所有理論的動因和靈感”。文本細讀的翻譯前工作實際上為他的翻譯闡釋提供了一個空間上的限度,因為“闡釋的自由并不是譯者單方面的自由”,使得他的翻譯必須是“以原文本為根據,在文本所提供的整體之中去凸現其語境所明示或暗喻的意義”。
中國古典詩歌講究“煉字”,有限的詩行給以人無限的想象空間。詩歌的用詞具有多義性,能同時兼顧多層含義。中國古典詩歌素來多含意象,自然界的花鳥蟲魚都被賦予了人文情懷,這樣廣闊的闡釋空間,也為翻譯這一講究“精準度”的藝術造成了困難,因為翻譯在原則上不允許“語焉不詳”的存在,唯有將其具象化而又不損失原作。對譯者而言,這種“字里行間暗示著的、沒有言明的或者模棱兩可的東西,也給闡釋提供了相對的自由”(同上)。如宇文所安認為:“杜甫一直以來堅持的視角,是于細微之處現廣渺之意。雖然杜甫詩讀起來往往是對時事的應答,但是杜甫時常會修改自己的詩,讓我們永遠無法確定,哪些是作者即興所感,哪些是源自近期或是久遠的記憶。讓人穿梭往返于作者的日記和個人傳記之間,去捕捉那身處歷史瞬息間的杜甫所唱和的情景”。在宇文所安的眼中,尊重原作即要尊重原作的差異性和唯一性。如同馬克思曾在《評普魯士最近的書報檢查令》中曾說:“你們贊美大自然令人賞心悅目的千姿百態和無窮無盡的豐富寶藏,你們并不要求玫瑰花散發出和紫羅蘭一樣的芳香,但你們為什么卻要求世界上最豐富的東西——精神只能有一種存在形式呢?”作為一個譯者他能夠敏銳地捕捉到“杜甫詩可能是一種特殊的日記,不同于一般日記的地方在于它的情感度和即時性,在于對發生在特定時刻的經驗的表達。詩歌的偉大不是通過詩歌的創造表現出來的,而是通過詩人與這一時刻和場景的契機表現出來的”。
宇文所安的翻譯首先凸顯了他獨特的翻譯美學和翻譯路徑。文學翻譯的對象是文學作品,除了對文本的細讀之外,譯者還面對文本外的原作者的世故人情。不能把文學抽象化,或者單純的意識形態化,因為它畢竟是作者個人生活與感受的記錄。既要看到意識形態層面,也要看到個人層面,如此對作品的掌控和翻譯,才會有新的視角和發現。“翻譯因‘異’而起、為‘異’而生,翻譯的緣起和必要性都在于一個‘異’字上”。文學翻譯之所以空洞,讀者寥寥,就是因為翻譯中摒棄了對原作中的一個重要元素“唯一性”的訴求。文學是最具個性的,卓越的文學作品其內容和形式都是唯一的,譯者要讀到其唯一性,才算進入作品的真實世界。宇文所安翻譯杜甫詩,他首先去了解杜甫彼時的活動與心情,因為“意義發生的假定不同則結果完全不同”。人有心靈,心靈多靈動,越是成熟的詩人,心靈越敏感豐富。文學史框架下的歷史文獻記錄的還只是詩人的行動,但是詩人行動的動力和邏輯,還需要進一步考量。每位詩人的精神世界與心理氣質都不同,精神高貴的詩人追求更豐富,他看見的事物更具美和感動。一組意象,通過詩人的組合,可以呈現出更為聚焦和驚心的美。一如宇文所安對杜甫詩的評價:“在人生與詩作驚心動魄的偶然中,世界如何運轉、世間人性的本質、世人如何看待世界,在某些超凡的瞬間,都在杜甫眼前展現”。所以文學作品本身就是生命,它不等同于文獻和技術,文學翻譯對原作“唯一性”的追求也再次體現了譯作和原作不可割裂的“血緣關系”。
其次,宇文所安的翻譯也彰顯了他作為橋梁,延續了19世紀末20世紀初中國古典詩歌對英美詩歌轉型所起到催化劑作用的貢獻。“在中國文學、文化向西方傳播過程中,20世紀初中國古典詩歌對英美詩歌曾產生過巨大的影響”,筆者認為宇文所安的翻譯也延續了以龐德為代表的西方意象主義詩派用中國古典詩歌對英美詩歌轉型而起到的催化劑作用。20世紀初,現代化的萌動使得英美詩人意識到了英語詩歌中存在一些問題,這其中最為重要的問題就是詩歌抽象化、不再抒情而轉向說理,用抽象的表達使得情感分離,用T.S.艾略特(Thomas Stearns Eliot,1888-1965)的話說就是“詩歌生病了”。英美詩人對詩歌乏味的形式與措辭和浪漫主義傳統中的感傷主義感到不滿,這樣的文學風格已無法表達新時代的精神,他們認為創造新的詩歌形式和語言是十分有必要的。通過龐德,整整一代的詩人都開始認同中國古典詩歌是他們的詩歌“自體”的一面鏡子,將中國詩歌視作他們自身的反映。龐德及其同時代人在中國古典詩歌中的發現便標志著現代主義詩歌的肇端,古典中國詩歌也如此在英美詩歌現代化革命中發揮了催化劑的作用。此后,中國古典詩歌逐漸地被內化,一代英美詩人直接或間接地受到了中國詩歌的影響,也從中國詩人那里吸取了中國詩歌主題的靈感與寫作技巧。他們的努力結合在一起,不僅在一程度上成功消除了中英文詩歌間的鴻溝,也在東西方文化交流史上首次中國元素直接影響了歐美文學,這對于中國文化“走出去”的今天依然有著寶貴的啟示意義。宇文所安在《杜甫詩》譯本序中似乎做了一個跨越一個世紀的呼應和延續,他的態度十分清晰:“杜甫從未以倫理學家的抽象的眼光展開詩作,而是在他遇見的真實的世界中思量道德的議題。很多杜甫最好的詩歌就是從平凡之中發掘出宏大的倫理價值以及世界運行的規律”,即杜甫詩摒棄了抽象地說理。中國古典詩歌作為一個“外物”,以它特有的中國元素給歐美詩歌帶來了煥然一新的啟迪。宇文所安又說道:“如果翻譯所有這些詩需要一個理由,那就是:更加深入地理解杜甫如何融入平凡之物與之共鳴,而不是讓詩作淪為空談時事的平庸論調”。所以從宇文所安的翻譯實踐清晰可見,翻譯家一旦確立了“為什么翻譯”確實就會直接決定他“選擇翻譯什么”。宇文所安的唐詩翻譯和龐德相似的處理很常見,抹去了英文詩句中用于連綴的詞語,采用簡單的意象并置的處理方式,或者再在注釋中闡明對詩句的理解。簡單的意象組合,卻能形成一個有機的整體,寥寥幾筆便描繪出了一幅意味悠長的水墨畫卷,留出了大片的空白任由讀者揣度,如余國藩就曾指出宇文是一個一絲不茍的譯者,不會對簡潔的漢語進行過度補償。在此宇文所安將詩句分解成幾個并列的物象,并采用直譯的方法將其“羅列”出來,弱化了意象與意象之間內在的聯系,避免目的語讀者被誤導,并且在譯本表面的詞義層面,直譯法也讓譯者成功地“隱身”。

三、副文本:通向譯本的路徑
宇文所安曾說過,他撰寫博士論文《韓愈和孟郊的詩歌》的動機是因為“韓愈和孟郊兩位詩人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一直被低估了,希望通過討論他們開創的新的傳統,來對他們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進行重新定位”。由此可見,宇文所安在中國古典詩歌經典構建方面,不僅僅是一個翻譯家,他還希望自己是一個評判者,他不僅在西方文化譜系中對中國古典詩詞的經典化發揮了舉足輕重的作用,還力圖改變和重建發出語的文學史中的詩歌經典。此外,宇文所安也確立了眾多中國古典詩歌在英語世界的“首譯之功”,長達六卷的《杜甫詩》就是突出的例子。宇文所安一直鮮明地向讀者呈現自己,表達著自己的翻譯主張和策略,體現他意欲在翻譯和漢學界建立自己的專業地位的勃勃雄心。
韋努蒂(Lawrence Venuti)在《譯者的隱形》中提到:譯者的隱形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個人主義著作觀所決定的,長期以來,這種著作觀在英美文化中一直大行其道。唯有原文才是原創的、可信的版本,能夠真實地反映作者的個性或意圖,而譯文則是可以被演繹的、仿造的、可能存在謬誤的版本。與此相對應的是對于譯者和譯作地位的貶低,翻譯作為“再創作”的那一絲曙光也黯然失色,以致于希望譯者能表現出完全的“隱身”。早在17世紀約翰·德萊頓就曾把譯者形容成在他人葡萄園中勞作的奴隸。筆者認為譯者對其譯文價值的“影響的焦慮”會導致譯者渴望“現身”,但是在原作至上理念的束縛下,西方譯者這樣的“現身”往往是通過副文本完成的。“副文本”這一概念最早是由法國文藝理論家杰拉德·熱奈特(Gérard Genette)提出的,他從敘事學的角度把將其比喻進入文本的“門檻”,包括如“標題、副標題、前言、跋、告讀者、插圖等部分”,并且熱奈特認為:“不曾存在而且永遠不會存在沒有副文本的文本。”
由于“副文本是將作者、譯者、出版商和讀者聯系起來的重要紐帶”,副文本有時可能對讀者的接受所產生的影響比文本本身還要大,因為“副文本相對于文本本身來說,更先被讀者所接觸”,“能揭示文本隱匿的信息”。中國古典文學在海外的譯介與中國現當代文學的譯介,本身就有一個值得關注的差異:中國古典文學的翻譯,幾乎都有篇幅較長的序言,用以表達譯者對原作較為深入的闡釋以及自己的翻譯動機和主張,而中國當代文學的譯本則譯序較少,而且重政治性解讀而輕文學性解讀。同樣作為中國古典詩歌翻譯先行者的宇文所安有很多對原作的思考和闡釋,以及翻譯的動機和原則,也是在副文本即譯本序言和注釋中直接體現的。宇文所安幾乎每部著作都有序,甚至是一書多序,如果是中文譯本宇文所安還會專門撰寫中文版序言,而《杜甫詩》的譯本序更是長達33頁。譯者使用副文本的動機也很明顯:“作為翻譯家,譯文及翻譯副文本必須關注目標讀者的可接受性,而且副文本也是彰顯譯作的獨特魅力及其不朽的時代意義的場域”。如宇文所安在《杜甫詩》的譯本序中就借自己翻譯的《入衡州》(Entering Hengzhou)中的譯文分析了翻譯的感受和體會:
中文原文:銷魂避飛鏑,累足穿豺狼。
英文譯文:My soul melted,escaping the flying arrows,I crept fearfully through those wolves and jackals.(tr.Stephen Owen)
在宇文所安的眼中,這就是用詩句中的“平凡事物”捕捉作者“人生中驚心動魄的瞬間”。宇文所安也直接談到了他的翻譯體會:“安史之亂后,杜甫帶著家人翻山越嶺,顛沛輾轉。在如此倉皇地逃難的過程中,想象著有人要隨身帶著至少一千四百多首詩,而且還不是簡單的抄寫本,而是六十卷,每卷都包裹好。‘累足’我對應譯文是‘crept fearfully’,字面意義是‘兩腳交疊,一腳在另一腳上’,就是想重現當事人極度害怕的表現”。
首先,作為宇文所安譯本相輔相成的一部分,副文本無疑是讀者通向譯本的通路。譯本序是宇文所安譯本重要的組成部分,也恰恰是在序言中,宇文所安多次表示了他的最深層次的翻譯動機,即通向世界文學的理想:從一個全球化的語境下更宏大的思維框架來思考,用精巧的翻譯作為媒介,使得中國文學和文化不再是傳統的國別文學視域下的地方性知識,而是世界文學視域下的普遍的知識。如同“杜甫詩恰用平凡造就了宏大,而平凡和宏大從來就不可分割”一樣。任何一種民族文學無可避免地會包含一些民族性過于強烈而缺乏普世價值的內容,中國文學也不例外。這部分內容,不僅從翻譯語言和詩學角度難以操縱,即使強行翻譯也易產生翻譯腔,異域讀者往往會排斥。反觀今天的中國文學外譯,是依賴于多元的文本因素和非文本因素聯合運作的結果。除了“自然流暢的翻譯是作品成為必讀佳作”的前提之外,我們的文學作品固然需要立足“中國立場”來書寫“中國經驗”,但是也不能忽視一個最重要的因素,即傳遞出具備跨文化性和世界性的主題??梢姼蔽谋静粌H是宇文所安實現譯者“現身”的路徑,也是他向讀者闡述原作深層次含義、翻譯理想和“移動”讀者的場域。
其次,熱奈特也強調事實性副文本如譯者的聲望、文學獎項、出版機構的推介等事實對文本翻譯和接受等產生的不可忽略的影響,譯者的名聲也會最終影響譯本的接受。宇文所安在西方漢學界享有盛譽,不僅45歲時當選為美國人文與科學院院士,從1997年至2018年,他任哈佛大學最高級別的詹姆斯·布萊恩特·柯南德(James Bryant Conant)大學特聘教授。2005年,宇文所安獲得“梅隆杰出成就獎”,此獎也成為宇文所安翻譯《杜甫詩》的贊助基金。宇文所安計劃用此資助出版一套“中華經典文庫”系列,而《杜甫詩》就是這套叢書的第一部。出版機構選擇的是位于德國柏林的德古伊特(De Gruyter)出版社,該出版社是一家長期致力于翻譯和傳播中國文學、文化經典的學術出版社。2018年,宇文所安又獲得唐獎漢學家獎,已經確立了他在海外中國古典文學翻譯和研究領域堅實的領軍地位。翻譯家顯赫的聲名、財力雄厚的贊助方、出版商的大力推介、評論界的高度評價這些外副文本因素都對譯本的接受和中國古典詩歌在海外的傳播起到了積極的推進作用。探索宇文所安獨特的翻譯路徑,也更加明晰了他為何能為中國古典文學在世界范圍內的傳播做出如此突出的貢獻。

四、結語
按照韋努蒂的觀點,“西方出版商一向傾向于選擇易于被目標語文化同化的作品”,而“翻譯書籍在兩國所占的比例極低,僅占出版書籍總數的大約2%-4%”。中國文學外譯的實際情況也是:“圖書的外譯、發行渠道、接受狀況等都不盡如人意”。又如《解密》在英國的出版商亞歷克斯·科什鮑姆(Alexis Kirschbaum)認為:“中國文化對大多數西方人而言仍然十分陌生,一位中國作家通常得拿到諾貝爾獎才能在西方被人認知”。如果按照這個說法,中國的當代文學還有可能獲得在西方的認知度,古典文學則因不可能獲諾獎而永遠無法走入卡薩諾瓦(Casanova,P.)筆下所設定的“世界文學共和國”(Le méridien littéraire passe par la France)。此外,中國文學在西方的譯介和傳播,從明清時期至今,其接受的重點就不是文學性的內容,即“著眼點并非文學”,而是其中反映的風俗人情。這也意味著,中國文學的外譯尚“沒有在國際的文學場域建立起屬于中國文學自己的象征和實質性地位”。在這樣的背景下,海外享有世界性聲譽的漢學家和翻譯家對中國古典文學的外譯和傳播意義尤為重大。宇文所安一生致力于中國古典詩歌的譯介和研究,通過譯本和副文本不同層面的表達,在面對翻譯理想、原文本文學性、讀者和海外市場時,他的譯文兼顧文學性和學術性,提供了一條如何在世界文學場域平衡文學性、學術性和商業性以構建中國經典的可行之路。他不僅貢獻突出,也給我們今天的文學、文化外譯提供了新穎而寶貴的啟示。

作者簡介:陳婷婷,博士,安徽大學外國語學院副教授、碩士生導師,復旦大學博士后。研究方向:翻譯研究、比較文學研究
來源:《中國翻譯》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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