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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禮賢與《易經》研究

來源:國際漢學研究與數據庫建 作者:李偉榮 時間:2021-04-21 08:17

摘要:衛禮賢德譯《易經》因為得到中國學者勞乃宣之助,得到了理解《易經》的精髓,所以其翻譯準確而實用。不過,他的譯本在國際上引起巨大影響卻是主要因貝恩斯夫人將其譯為英語而獲得更多讀者而獲得的。該英譯本獲得國際性影響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國際著名心理學家榮格為其撰寫了《前言》。另外,德國著名作家、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黑塞對衛禮賢德譯《易經》的贊賞以及衛禮賢兒子、美國知名漢學家、易學家衛德明為其英譯本撰寫的《導言》以及衛德明根據其父親衛禮賢對《易經》的理解而將英譯本合理編輯出版第三版,也是衛禮賢《易經》英譯本能夠獲得國際性聲譽的重要原因。
關鍵詞:衛禮賢;《易經》研究;翻譯;詮釋

引言
衛禮賢(Richard Wilhelm,1873—1930)對中國文化的研究是從儒家學說切入的,雖然他后來涉獵的領域十分廣泛,對道家學說、中國佛教、《易經》與中國哲學、中國文學與藝術、中國文化史、中國思想史等都頗有研究,但儒家學說始終是他關注的焦點,也是他取得最輝煌成就的領域。以儒家文化為主線,以其他思想文化領域為輔助,衛禮賢形成了自己獨到的中國文化觀。這一文化觀的最突出特征是:與當時占主流的歐洲中心論、歐洲優越論不同,他對中國文化給予了積極的肯定和高度的評價,不僅肯定這一文化在中國和整個東亞文化圈的歷史與現實意義,而且承認它對歐洲乃至整個西方世界的啟示與借鑒價值,字里行間流露出對中國文化的崇敬與熱愛。
西方的《易經》譯本中,沒有哪部譯本獲得了如衛禮賢譯本那樣享有如此巨大的國際影響。它以英、法、意、荷、西(西班牙文譯本就有墨西哥、阿根廷和西班牙三國版本)、丹麥、瑞典和葡萄牙等多國文字作了全譯或節譯。1990年在皮特哥茨出版的波蘭文本也是根據衛禮賢的德譯本轉譯的。
李雪濤評論說,“從實際影響來看,衛禮賢(或為尉禮賢)一生最大的成就無疑是他的《易經》德文譯本 ,這部花費了他近十年心血的譯本奠定了他在德語學術界的聲譽。他對《易經》的翻譯和闡釋,直到今天依然在廣泛傳播,并且得到了學術界的認可。從這個譯本移譯至英文的《易經》(后來同時在美國和英國出版)為他贏得了國際名聲。”

1. 衛禮賢德譯《易經》與勞乃宣的作用
值得指出的是,跟理雅各的情況比較類似,衛禮賢在翻譯《易經》也借重了中國學者的幫助。理雅各主要借重王韜的經學素養,而衛禮賢則主要借重的是勞乃宣(1843—1921)的經學素養。
衛禮賢認識勞乃宣是通過周馥(1837—1921)這一中介的。周馥,字務山,號蘭溪,安徽建德(今東至縣)人,曾于1902-1904年任山東巡撫。周馥曾建議衛禮賢說:
你們歐洲人總是只在中國文化的外圍使勁,你們之中沒有誰理解其真正的意義和確實的深度。其中的原因在于,你們從來沒有得到過真正的中國學者們的幫助。你們所認做老師的是已經被解了職的鄉村私塾先生,他們僅僅了解表面的東西。因此在你們歐洲有關中國的論述大都是愚不可及的東西,這也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如果我給您找到一位真正能根植于中國精神的老師,他會引導您進入中國精神的深處,不知您意下如何?這樣您就能翻譯一些東西,其余的自己來寫,中國也就不會不斷地在世界面前蒙羞了。
這段話至少有兩層意思值得我們注意:第一、即便是象衛禮賢這樣的西方學者或傳教士,如果沒有一位真正的中國學者幫助的話,無法真正理解中國精神的深刻之處,只了解中國文化的淺層和表面;第二、如果有真正的中國學者之助,那么衛禮賢就可以將中國精神的深刻之處理解透,而且能夠將其翻譯到國外去,讓外國人真正理解中國,而不至于讓中國在世界面前蒙羞。
周馥向衛禮賢所推薦的真正的中國學者就是勞乃宣。勞乃宣(1843—1921)字季瑄,號玉初,又名矩齋,晚名韌叟。河北省廣平府(今河北省永年縣廣府鎮),中國近代音韻學家,拼音文字提倡者?!肚迨犯濉罚ň硭陌倨呤?,列傳二百五十九)有其本傳。
衛禮賢便高興地接受了周馥的建議,決定拜其為師研讀并翻譯代表中國精神的中國典籍。對于衛禮賢聘請勞乃宣來青島主持衛禮賢組織的“尊孔文社”一事,勞乃宣在其《自訂年譜》中有說明:
癸丑七十一歲
春……山東青島為德國租借地。國變后,中國遺老多往居之。德人尉禮賢篤志中國孔孟之道,講求經學,故設書院于島境有年。與吾國諸寓公立尊孔文社,浼周玉山制軍來函,見招主持社事。適館授餐,情意優渥。日與尉君講論經義,諸寓公子弟,亦有來受業者。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衛禮賢真正開始了研讀和翻譯包括《易經》在內的中國典籍。勞乃宣建議衛禮賢首先研讀和翻譯《易經》。勞乃宣認為,《易經》盡管不容易,但也絕不像通常大家所認為的那樣不可理解:
事實是,最近這一活傳統幾近消亡。不過他(指勞乃宣——引者注)還有一位依然能接續上古老傳統的老師,勞氏家族與孔子后代是近親。他擁有一束采自孔墓的神圣的蓍草,并通曉如何借助這些來占卜未來的藝術,而這在中國也幾乎不為人知了。因此選擇了《易經》這本書來予以講授。
關于勞乃宣幫助衛禮賢翻譯《易經》的全過程,在衛禮賢著的《中國靈魂》一書中作了詳細敘述:
他先用漢語解釋經文,我則筆錄;然后我將經文譯成德語。在此基礎之上,我不看原書而將我譯成德文的經文回譯成漢語,再由他來比較我是否注意到了所有的細節。之后再對德文本的文體進行潤色,并討論文體的細節。最后,我再對譯文進行三到四次修改,并加上最重要的注疏。就這樣經過不斷的修改,這個譯本才得以完善。
勞乃宣《自訂年譜》中對他與衛禮賢翻譯《易經》一事也有相關記載:
甲寅七十二歲
青島……戰事起,遷濟南小住。又遷曲阜賃屋寄居……
……
丁巳七十五歲
……五月,奉復辟之旨,簡授法部尚書,具疏以衰老請開缺,俾以閑散備咨詢,未達而變作。曲阜令藍君告以得見逮之牘,勸出走。又移家青島,居禮賢書院,復與尉君理講經舊業……
……
庚申七十八歲
在青島……尉君以歐洲戰事畢,回國一行,期明年來。
我們從勞乃宣的《自訂年譜》中的一些記載可以得知,1913年(民國二年,也就是勞乃宣《自訂年譜》中提到的癸丑年)勞乃宣舉家移居青島。主要任務有兩個:一是主持尊孔文社事宜,二是幫助衛禮賢翻譯《易經》。但是,時隔一年左右歐洲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波及中國。于是勞乃宣逃到了濟南和曲阜等地躲避戰火。1917年(民國六年)勞乃宣又返回青島,繼續與衛禮賢合譯《易經》,一直到1921年(民國十年)去世。這段時間勞乃宣主要生活在青島,與衛禮賢一起研讀和翻譯《易經》。到1921年,大體上已完成《易經》的翻譯。


圖1-1 《韌庵老人自訂年譜》(近代中國史料叢刊一輯)書影

2. 衛禮賢德譯《易經》與貝恩斯夫人英語轉譯
衛禮賢本為傳教士,但是有感于西方文化本身的不足,到了中國之后,深深為中國文化所吸引,認為以《易經》等為代表的中國文化正是醫治(糾正)西方文化之偏的良藥,所以矢志不渝地翻譯中國文化,并撰寫相關論著。其中,《易經》的德譯便是他最優秀的翻譯成果之一。
衛禮賢的德譯《易經》體例如下:
一是“前言”(Vorrede);
二是“導論”(Einleitung),其中包括三部分
I. 《易經》的應用(Der Gebrauch des Buchs der Wandlungen)
a)占筮之書(Das Orakelbuch)
b)智慧之書(Das Weisheitsbuch)
II. 《易經》的歷史(Die Geschichte des Buchs der Wandlungen)
III. 翻譯說明(Die Anordnung der Übersetzung);
三是《易經》本經(Der Text)
英譯本由貝恩斯(Cary F. Baynes)將衛禮賢的德譯本轉譯為英語,有榮格(Karl Gustav Jung,1875—1961)寫的前言和衛禮賢兒子衛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寫的序。英譯本也由三卷構成:
卷一:《易經》本經(Book I: The Text),像中文《周易》一樣,分上下經兩部分。
卷二:其他材料(Book II: The Material),包括“導論”(Introduction),其中有《說卦》和《彖傳》;第一部分:A. 基本原則(Underlying Principles)、B. 詳盡的討論(Detailed Discussion);第二部分由12章構成;最后是“卦序”(The Structure of the Hexagrams),共7節;
卷三:注疏(Book III: The Commentaries),按中文《周易》的上下經分為兩部分。
最后是附錄和索引。
衛禮賢1924年的《易經》德譯本是全譯本,包括《易經》本經和《易傳》。第1版印了3千冊,1937年第2版印至5千冊,1950年第3版印至8千冊,1951年印數至1萬1千冊,1956年達至1萬5千冊,1971年至3萬2千冊,1983年為8萬7千冊,到1990年印數高達12萬2千冊。1956年迪德里希斯出版社在杜塞爾多夫及科隆兩地印行一種袖珍本,書名為《易經、經文及資料》。從1973年起以“迪德里希斯黃本叢書”名義發行,由慕尼黑的漢學教授鮑吾剛(Wolfgang Bauer,1930—1997)作序(1990年第十四版)。這一袖珍本收錄了1924年衛禮賢全譯本的前兩篇,第三篇“傳”并未列入。衛禮賢1924年全譯本尚有下列幾種節寫本:魯道夫·馮·德利烏斯(Rudolf von Delius):《永恒的中國:精神的象征》,德雷斯登,1926年;巴克斯·貝姆(Bill Behm):《中國的占卜書易經》(Das Chinesische Orakelbuch: I Ging),克拉根福,1940年;慕尼黑/柏林,1955年新版;馬里奧·舒柏特(Mario Schubert):《易經、變易之書》,蘇黎世,1949年。
貝恩斯夫人(Cary Fink Baynes,1883—1977)將衛禮賢的《易經》德譯轉譯為《易經》英譯,1950年出版。重要的是,我們要記住,這是轉譯(translation of a translation)。貝恩斯是榮格的一個美國學生,在20世紀20年代和30年代她與丈夫貝恩斯(Helton Godwin Baynes)一起翻譯了幾部榮格的著作。1931年,她又翻譯出版了衛禮賢德譯的《太極金花宗旨》,英譯名為The Secret of the Golden Flower,這部書論述的是17世紀的中國瑜珈,榮格給這部譯著寫了《前言》(Preface)。衛禮賢德譯的《易經》在西方世界之所以有如此大影響,貝恩斯夫人譯筆的貼切(felicity)也是一個主要原因。她引入了理雅各的“三畫卦”(trigram,即單卦)和“六畫卦”(hexagram,即重卦),并使這兩個術語得以普及。在德語中,衛禮賢遵循“卦”的中文用法,而將“三畫卦”和“六畫卦”均譯為德語“zeichen”,而“zeichen”在德語中則表示“符號”(sign)之意。
榮格請她翻譯衛禮賢的德譯《易經》,得到衛禮賢的熱切贊同,早在1930年之前,她就開始了翻譯衛禮賢的德譯《易經》,但是她的翻譯工作時斷時續。直到1949年才最終得以完成,1950年在紐約出版,1951年在倫敦出版。倫敦版本的版式尤其講究,但是《易經》經文拆分后被重編入三部分,很多材料重復了,與不同來源的注疏笨重地交織在一起,編排非常復雜。因此李約瑟將衛禮賢的德譯《易經》視為“一部漢學迷宮……完全屬于不知所云”。
1967年,貝恩斯夫人與衛禮賢的兒子衛德明(Hellmut Wilhelm,1905—1990)合作編纂了第三版(最方便的版本)。衛德明當時是一位美國漢學家,是一位受人尊敬的《易經》評論者,他按他父親的傳統對《易經》進行評論。他清楚他父親《易經》譯本完成后中國這方面的后續研究,考慮改變《易經》材料非常(bafflingly)復雜的編排,但是最終無心篡改衛禮賢的德譯《易經》。
貝恩斯夫人轉譯的《易經》英譯本存在一些譯得不如意的段落,這是因為衛禮賢德譯本就沒有將原文意思完整譯出。例如,貝恩斯夫人將《易經·解卦》中“解而拇”譯為“Deliver yourself from your great toe”和《易經·大有卦·象傳》中的文字“匪其彭無咎,明辯皙也”譯為“the danger of repeated return is,in its essential meaning,deliverance from blame”。這種譯文確實使人不知所云。不過,席文等卻認為衛禮賢和貝恩斯夫人的翻譯不錯,至少比蒲樂道的好多了。

3. 衛禮賢、衛德明父子易學研究特點
《周易》內容艱深晦澀,翻譯極其不易,但衛禮賢、衛德明父子薪火相傳,子承父業,對《周易》從翻譯到研究,均作出重大的貢獻?,F今英語世界最通行的《周易》譯本之一,是衛禮賢德譯本(1924年第一次出版)的英譯。在英譯本中,有著名心理學家榮格為之作序,這篇序文已經成為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重要影響的文獻。
衛禮賢的小兒子衛德明繼承了他父親易學研究的衣缽,發展了他父親的易學思想。一方面,貝恩斯夫人在將衛禮賢的德譯《易經》轉移為英語時得到了衛德明多方面的幫助,在編輯其譯本時,衛德明對她的幫助也很大,而且衛德明還撰寫了英譯本第三版的《序言》;另一方面,衛德明也撰寫了多篇易學論文和著作,其中影響最大的可能就是其著作《易經八講》(Change, Eight Lectures on the I Ching)和《<易經>中的天、地、人》(Heaven, Earth and Man in the Book of Changes)。
對比研究衛禮賢、衛德明父子的易學研究,我們大體上可以得出他們的易學研究具有如下三個特點。
其一,比較忠實地繼承中國的傳統易學(尤其是義理派易學)思想,弘揚義理派將易學與當代生活緊密結合的傳統,堅持認為易學史對現代人直接有益的活傳統,而不是文化博物館的古董。在20世紀20年代,衛禮賢曾在北京大學任教,在當時,“整理國故”與“疑古派”的思潮有很大的影響。在包括《周易》經傳斷代等一系列問題上,衛禮賢更多地接近傳統,與疑古思潮有一定的距離。必須指出,山東名儒勞乃宣(1843-1921)對衛禮賢的影響是不可忽視的。
其二,衛禮賢對《周易》的解讀,并不僅僅是書齋式易學研究的結果,它還體現衛禮賢對當時歐洲文化命運(特別是20世紀20年代后期的德國)等重大時代問題的思考,這些思考是在與同時代的榮格、黑塞等人的討論與碰撞中產生的,因此,衛禮賢的《周易》翻譯與研究,是歐洲知識分子為了拯救自身文明與民族國家的命運所作努力的一部分。
其三,將衛禮賢、衛德明父子的研究與傳統易學進行比較,可以發現,它們經得起學術史的考驗。這說明,盡管東西方在易學研究上存在一定的差別,但真正有價值的研究,卻能夠超越語言文化的界限,具有溝通對立。推動不同文明進行友好對話的功能,并在對于特殊性與差異性的精細闡發中,打破古今中外的隔閡,通達透視人類共同意義世界的崇高境界。

4. 衛禮賢《易經》譯本的影響
勝雅律(Harro von Senger,1944—)認為衛禮賢的譯著此后之所以取得如此影響,首先應歸功于瑞士心理學家榮格和德國作家黑塞(Hermann Hesse,1877—1962)。一方面,榮格的德裔女學生、心理學家貝恩斯之所以會將衛禮賢德譯《易經》轉譯為英文,是因為榮格認為她有能力將如此重要的文本翻譯成英文,而且這一工作值得去做。另一方面,榮格在認識衛禮賢之前就已熟悉理雅各所譯的英譯本《易經》,認為理雅各的這一譯本“不大可用”,對于西方人了解這部高深莫測的書幾無可為;而衛禮賢的德譯本則準確得多,衛禮賢殫思竭慮為理解《易經》的象征意義鋪平了道路,因為衛禮賢抓住了《易經》的活生生的意義,從而使他的譯本達到的深度是關于中國哲學的任何單純的學院知識所永遠望塵莫及的。貝恩斯的英譯本收入“萬神殿叢書”,1950年以兩卷本在紐約出版,榮格以73歲高齡為該譯本撰寫了序言。這一序言充分體現了榮格的易學觀,對該譯本在西方世界的傳播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據相關資料,盡管后來另有約15種《易經》英譯本問世,但衛禮賢—貝恩斯所譯的《易經》迄今以各種版本在全球發行了近一百萬冊。榮格的易學觀還體現在他將易學思想運用于心理學中,發明了“同時性原則”這一概念,從而讓易學思想在西方更加深入人心。
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是二十世紀的著名作家,曾獲諾貝爾文學獎。他對于中國古典經籍非常感興趣,閱讀過多種典籍并將其中的一些思想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中,例如《論語》、《莊子》等。不過,黑塞最感興趣并對其創作具有持續影響的典籍主要還是《易經》。他為《易經》的預卜力量及其圖像所吸引,對此作了數十年的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他為衛禮賢的1924年譯本寫了一篇十分有意義的評論文章。這篇文章發表于1925年9月30日的《新評論》(Neue Rundschau)上。黑塞認為《易經》是一本最古老的智慧和巫術之書,他對此作了深入的研究,并在其文學創作中參考應用,這可從其晚年的小說《玻璃球游戲》一書中窺見(1943年出版);在這方面他開拓了一個廣闊的天地。黑塞對《易經》的理解對20世紀60年代的一代青年,從美國的舊金山到荷蘭的阿姆斯特丹,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在使西方廣大學者知道《易經》這本書方面,應歸功于衛禮賢。在德譯本中,他把“歌德和孔子相提并論”(赫爾曼·黑塞1934年4月27日語)。衛禮賢以藝術家兼詩人的筆法,對原著中詞義豐富的中文,找出恰當的德文來解釋。然而,正如評論所述,衛禮賢并不總是用同一個德語詞來翻譯漢語某一詞匯。有時他的譯文過于精縝,使中文原文中的很多涵義反而被摒棄了。還有,他的譯文是依宋代理學的路子來翻譯的,這只代表諸多《易經》傳統中的一種解釋。衛禮賢理解《易經》主要是根據“十翼”,即《易傳》,而不是根據《易經》的本經,因此基本上并不反映《易經》經文核心部分的真正原義。這些都是其不足之處。因此,在西方,由衛禮賢譯本傳播而形成對《易經》的理解,就不無偏誤之處了。
衛禮賢經由譯介中國經典和論說中國文化所產生的影響,真可謂深遠。且不論這種影響在廣義的西方世界是如何流傳的,僅就其時的德國語境來對他的思想史略加考察,著名德國作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黑塞即對其評價甚高:
他(指衛禮賢——引者注)是先驅和典范,是合東西方于一身,集靜與動在一體的太和至人。他曾在中國數十年潛心研究古老的中華智慧,曾與中國學苑英才交換心得,不過他既未喪失自己的基督信仰和打著士瓦本圖林根家鄉烙印的德國本色,也未忘記耶穌、柏拉圖和歌德,更沒有喪失和忘記他那要有所作為的西方式雄心。他從不回避歐洲的任何問題,不逃避現實生活的召喚,不受苦思冥想抑或美學至上的寂靜無為主義的蠱惑,而是循序漸進,終于使兩個古老而偉大的思想相交相融,使中國與歐洲、陽與陰、知與行、動與靜有機結合起來。所以才會產生他那優美動人的語言,就像由他翻譯的《易經》那樣——歌德和孔夫子同時娓娓而談,所以他才能對東西方這么多高品位的人產生如此魅力,所以他的臉上才會帶著智慧而和藹、機敏而諧謔的微笑。
除《易經》譯文之外,衛禮賢還著有其他一些有關《易經》的論文和著作,其中最著名的是《易經講稿:常與變》(Lectures on the I Ching: Constancy and Change)。盡管我們通過他的德譯《易經》也可以窺見他的易學觀,但那畢竟不是他本人的著作,他的易學觀在表達時經常受到多方面的限制。
而《易經講稿:常與變》這本書則比較集中地反映了他的易學觀。這本書中的四篇文章分別是他于1926—1929年期間在法蘭克福所作的四組講座,論題分別是“對立與友誼”(Opposition and Fellowship)、“《易經》藝術精神”(The Spirit of Art according to the Book of Changes)、“變中之常”(Constancy in Change)、“死亡與新生”(Death and Renewal)。在這些講座中,衛禮賢從《易經》中選取了一些文獻予以講解和引申、發揮他所要論述的那些主題。衛禮賢明確表示,他從事這一研究的目標有兩個:一是向現代西方人傳達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與價值;二是揭示《易經》中所包含的普遍適用的智慧。

結語
彭吉蒂(Birgit Linder)指出,衛禮賢是一位赴華新教傳教士,但他將一生中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來翻譯哲學文本。即便儒學在19、20世紀之交日漸式微,衛禮賢還是翻譯了《論語》《列子》《孟子》《易經》《禮記》《呂氏春秋》《老子》和《莊子》。衛禮賢的譯文質量頗高。根據鮑吾剛的判斷,這些譯文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是因為它們填補了“一戰”后人們在精神上的空白,這堪比歌德在兩個世紀前重燃對中國的興趣時的體驗。譯文的成功也得益于他“無可指摘而又富于穿透力的語言——既適于傳教士的工作,又符合西方—基督教的用語習慣”。
為了紀念自己的祖父,衛禮賢的孫女貝蒂娜(Betina Wilhelm)從2008年開始籌劃拍攝一部以衛禮賢為主角的紀錄片。該紀錄片于2011年完成拍攝,片名為《變易的智慧:衛禮賢與<易經>》(Wisdom of Changes – Richard Wilhelm and The I Ching)。
衛禮賢在中德文化交流中,一直有著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在中國文化復興的偉大時期,重新檢視衛禮賢與以《易經》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文章來源:原載《漢學研究》2020年秋冬卷(總第29集),第45-56頁。
基金項目:湖南省社科基金項目 (15YBA093)
作者簡介:李偉榮,男,湖南攸縣人,湖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文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域外易學研究、中西文化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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