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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中西文化關系的長期發展中尋求文化平衡之道

來源:北外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 作者:張西平 時間:2021-09-11 08:26

中國和西方在歐亞大陸架的兩端,中古時期在絲綢之路的駝鈴中,文化的交流主要停留在器物階段上。大航海以后,海路打通,西班牙和葡萄牙這兩個伊比利亞半島上的國家開啟了人類歷史的全球化時代,葡萄牙由西非海岸進印度洋,越馬六甲海峽,到達南中國海;西班牙沿大西洋西行,由墨西哥跨太平洋到達呂宋島。由此,來華傳教士開啟了中國文化典籍外譯與西傳。從四百年前西班牙傳教士高母羨翻譯明代儒家倫理格言《明心寶鑒》開始,到今天西方漢學家對中國古代文化經典持續不斷地翻譯與出版,在這樣一個長達四百年的歷史時段中,我們大體可以通過中國古代文化經典的西譯看出中國文化在西方的傳播軌跡。這是一個由高到低,再由低向高的波浪形起伏歷史過程,在西方文化世界中中國成為典型的變色龍,但正是在這樣的長時段的變化中,我們才可以從變動的歷史風云中,梳理出一些規律性的東西來。

一、1618 世紀是中西方文化關系的蜜月期
“耶穌會士是第一批影響世界的人,他們最先在某種程度上讓世界網絡變成了世界體系。在耶穌會士的視野里,到中國傳教有著特殊的意義,這是所有傳教地區聲望最高的,最需要知識而又最不需要回報的。” 與此同時,“在塞維利亞的世界經濟體系中,中國貿易業有特殊的作用。到中國貿易周期最長,為了保持活力追求的利潤最大……,對新的國際宗教組織和世界經濟體系,中國都是一個地平線,她將為微觀的共同市場和世界信息的循環,提供最大的單個要素”。[1]中國當時在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是:富庶和強大,這個地位和它在世界初期全球化中的作用,決定了西方對中國的文化態度。以來華傳教士為翻譯主體,開啟了中國文化西傳的第一個高潮,此階段中國典籍西譯的數量之大就是在今天看起來也是很驚人的,按照考狄書目統計,從16—18世紀200年間,西方出版了上百部關于中國研究的各類圖書。由于譯者的主體是來華的傳教士——耶穌會士,他們所翻譯的中國典籍顯然是經過他們加工的,特別是在禮儀之爭之后,為了耶穌會在華事業,教派之爭更大地影響了他們的翻譯,“Confucianism”就是他們所們所發明的一個詞匯,在中文中并沒有對應的詞匯。盡管在歐洲思想界也有著“貶華派”,但當時歐洲思想界的主流對中國文化持一種熱情的態度,最典型就是伏爾泰和萊布尼茨。伏爾泰認為“中國人的歷史書中沒有任何虛構,沒有任何奇跡,沒有任何得到神啟的自稱半神的人物。這個民族從一開始寫歷史,便寫得合情合理。”[2] 萊布尼茨認為“人類最偉大的文明與最高雅的文化今天終于匯集在了我們大陸的兩端,即歐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如同‘東方之歐洲”的Tschina(這是當時中國的讀音)。我認為這是命運之神獨一無二的決定。也是天意注定如此安排,其目的就是當這兩個文明程度最高和相隔最遠的民族攜起手來的時候,也會把他們兩者之間的所有民族都帶入一種更為合乎理性的生活。”[3] 這里充滿了對中國文化的敬仰。

二、1920 世紀上半葉中國和西方的文化關系是不平等關系
峰回路轉,隨著英國工業革命的興起,科學的進展,法國大革命、英國革命,從18 世紀晚期到20 上世紀上半葉,東西方關系發生根本性的逆轉。在亞洲除了日本以外,其余基本已經被歐洲人所控制,在此期間即便當時中國和奧斯曼帝國在名義上仍保持著獨立,實際上那只是因為西方列強在如何瓜分像中國這樣的大國上有著分歧,才形成表面上的一種獨立??梢赃@樣說,“到1914年時,歐洲已稱霸全球。這是一個漫長過程的非凡頂峰,這一漫長過程從500 年前葡萄牙船長開始沿著非洲海岸摸索前進時就開始了?,F在,隨著權力的史無前例地集中,歐亞大陸的一個半島已成了世界的中心。”[4]經濟的強大,政治勢力的擴張使歐洲人再沒有任何謙卑的文化態度,西方就是一切,東方是無足輕重。在黑格爾眼中孔子的儒學再沒有萊布尼茨眼中那樣神奇,中國根本沒有哲學。亞當·斯密從外貿的角度已經在他的學說中宣判了中國死刑。對于當時中國的知識分子來說是相當地痛苦與矛盾的,毛澤東曾說過,一八四〇年鴉片戰爭失敗時起,求進步的中國人都在“努力學習西方”。但“帝國主義的侵略打破了中國人學西學的迷夢”,老師總是欺負學生,這真是萬般無奈。讀西方的書, 到西方去留學,接受西方的思想,已經成為知識精英的必選之路。西方的一切都是好的“甚至喝白蘭地酒也是一種美德;凡不是英國的都值得懷疑。”[5]此時,中國自己的文化已經成為一種必須拋掉的文化包袱,五四運動中“打倒孔家店”口號的提出,標志著中華文化的古老體系在當時國人心中已經轟然倒塌。盡管有著梁漱溟這樣的人,從新的角度來講述中國文化的意義,有學衡派努力在西學與國學的之間力求平衡,將中國傳統文化的精華保留下來,但西方文化的強大已經無法阻擋。在這一時期中國文化典籍的外譯仍在繼續,無論是新教傳教士還是西方專業漢學家們還在做著基礎性的學術工作,但此時中國古代文化已經是一個死去的文化,一個博物館中的文化。她精致、高深、艷麗,她只是西方的貴族們飯后茶余品嘗的一杯清茶,西方漢學家知識考古的一個饒有興趣的玩物而已。馬克斯·韋伯在其《儒教與道教》中已經像黑格爾一樣宣布了中國文明在現代化道路面前的死刑。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思想與文化出現短暫的衰敗,一些西方哲人在戰爭的廢墟中遙望中國和東方,如湯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1975 年)等人,但在西方文化陣營中這只是鳳毛麟角,尚形不成對中西文化關系的根本改變。因此,19-20世紀上半葉中國和西方的文化關系,是不平等關系,是奴役與被奴役的關系,是主流文化與依存文化的關系。此時的中國文化不要說有世界意義,它連起碼的地域文化的意義也都喪失了。二十世紀上半葉時,西方在全球的勢力達到了它的頂端。“西方世界如今是人類命運的主宰者。似乎十分有悖常理但又千真萬確的是:對西方實際統治的反抗已大大有助于完成西方文化對世界的征服。為了確保自己的生存,世界其余地區不得不模仿西方。正是西方的方式,信仰和目標已為人們接受,并被用來同西方的控制作斗爭。”[6]

三、中國的崛起開啟了中西文化關系的回歸 平等的文化關系
    二十世紀下半葉冷戰結束,華沙條約集團瓦解,蘇聯解體。一時一些西方學者認為這是歷史的終結,西方完成了對全球的真正統治。但令世界真正震撼的是中國在近三十多年中的崛起,這是一個有著超大國土的國家的崛起,這是一個有著超多人口的國家的崛起,這是一個有著超長文化歷史的文明型國家的崛起,這是一個在政治體制和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有著重大區別的東方大國的崛起。中國的崛起不僅是二十世紀歷史的重大事件,也是人類現代化歷史中最重大的事件。美國學者威廉·W. 凱斯說:“中國的經濟崛起和政治轉型既是全球政治經濟歷史中的重大事件,也是亞洲經濟、技術、外交和安全聯盟等諸多領域變革的主要動力。”“中國的崛起就象歷史上其他大國的崛起一樣,代表了一種全球制度性的結構改變,涉及外交、安全和商業,很可能會帶來不穩定,甚至戰爭。”[7] 從這位美國戰略家的話語中我們已經感受到中國崛起對西方的影響。中國的崛起必然帶來文化的發展,中國崛起必然帶來對統治世界近四百年的歐美文化的沖擊,對于這種文化格局的變化,西方思想和文化界至今仍不適應,唱衰中國仍是西方主流媒體的主調。西方如何回到一種正確的文化態度上,回到多元文化共存的立場仍是一個待考察的問題,盡管在歐洲和美國已經有相當多的有識之士對西方帝國文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積極倡導多元文化的對話,但這種聲音并不占主流。因此,中國和西方目前的文化關系處在一個重要的調整期,對西方來說, 如何繼承他們18世紀中國觀的文化遺產,回到正常的文化心態上來,清醒認識到西方文化統治世界的時代一去不復還了,一個文化共生的時代到來了,這是一個尚待解決的問題。但我們相信,中國文化和西方文化平等對話的新時期一定會到來。因此,四百年的中西文化關系歷經了三個大階段:蜜月期—文化相互的仰慕;不平等時期—西方文化統治世界,中國追隨西方文化;平等對話時期—多元文化的共存共生,中國文化真正顯示出世界性的文化意義。2001 年筆者在《中國和歐洲早期宗教與哲學交流史》一書中曾提出,中國和西方應該重新回到平等對話的起點上來。十余年過去了,至今筆者仍保留這種看法,正如筆者在書的序言中所寫的:“西方所孕育出的商品文化是一種矛盾,它一方面為個性的發展提供了更為廣闊的空間,另一方面它卻在使人平白化,單一化,從盧梭以來的西方浪漫思潮幾百年來一直在西方文化內部進行著批判西方主流文化的工作。歷史是一個圓,在這個圓的任何一點上似乎都能看到一條直線,但相對于整個歷史,那只是一個點。今天,我們必須走出點,從整個圓來看歷史。19世紀東西方所形成的東西方文化觀都應重新檢討,尤其是西方。文化交流與對話的前提是對對方的承認和尊重,喪失了這個前提就根本不存在對話。在這個意義上,中西雙方應回到明清間的初識階段,回到‘大航海時代’,重新梳理四百年來的中西關系史,回到平等對話的起點上來。”[8]

四、傳播主體的困境 中國知識界關于思想與文化的爭執
通過我們對長達四百年的中國古代文化典籍西傳歷史的研究,特別是對20 世紀這一百年中國古代文化經典外譯的研究,我們可以看到,一種文化在域外的傳播能否成功,取決于兩個基本條件,一個是接受方的心態,一個是傳播者的心態。從西方接受者的心態來看,目前中西文化關系如上所講正處在調整和轉變期,至少在目前一段時間從整體上來看,西方的文化心態并未轉變過來。對于中國文化的復興,西方主流意識形態仍是持批判的態度,近年來西方借助各種問題對中國政治制度和社會問題的批評,有些也非出于惡意,而是一種疑惑。因為,中國的崛起是近二百年來世界現代化歷史中的一個另類。按照西方既定的價值觀念無法完全理解當下的中國,或者希望中國繼續發展,或者希望這個另類崩潰,或者無法解釋。這是一個古老而嶄新的中國,是一個西方文化尚不能完全理解的中國。但大江東去,中國的崛起已經不可阻擋,世界文化格局的改變已經開始,西方能否認識到中國文化的本質特點,回到一個正確的文化立場上來,決定著中西文化關系能否渡過這充滿矛盾與誤解的調整期?;氐狡降葘υ?,回到多元文明共存的文化關系上,這是西方文化最正確的選擇。西方文化能否完成這個態度的轉變,不僅決定著中國文化在西方乃至在整個世界的傳播,而且也決定著西方文化未來發展的命運。因此,中國文化的復興,中國文化在世界文化中彰顯其文化價值,這并非只是我們努力就能做到的。目前這個世界文化的主導者—西方文化的態度,對中國文化的世界影響力的提高和中國文化海外傳播有著重要的影響。文化傳播的成功與否還取決于另一個重要的方面,即傳播者對自己文化的理解和解釋,如果傳播者向外部世界所介紹的文化是清晰的、明了的、充滿智慧的文化,這樣的文化就一定會被理解和接受。但目前我們所面臨的困境恰恰在于:當下在中國、在我們的知識界在對待中國文化的整體理解與解釋上,在解釋中國當代文化和古代中國傳統文化關系上仍處在混亂之中,在如何向外部世界傳播中國文化存在著嚴重的分歧。這已經成為中國文化是否能在世界上真正傳播開來的關鍵所在。因為,任何一種文化傳播的成功都不可能是在傳播主體的自我認識混亂,傳播主體對自身文化表達的矛盾與混亂中完成的。本文的重點并不在這個問題,也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對這個問題展開深入地研究,但筆者認為,這已經成為我們做好中國文化對外傳播工作的一個基本前提,也是展開中國文化海外傳播歷史與理論研究的一個關鍵。這個問題已經到了不得不說的時候。百年以西為師,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知識體系和思想觀念基本上是在西方的學術框架和思想影響下形成的。同時我們自己的傳統知識和文化也是在百年西學東漸中,被納入了西方近代的學術體系后表述出來的。重建中國文化與學術是當代中國思想文化界的重大使命,但否認近四百年的西學東漸和中國近代知識體系的形成是荒唐的,試圖回到西人東來前中國自己的原有知識體系和思想觀念的表達是幼稚的。因為,不僅今天中國的話語已經完全和前近代時期不同了,而且在于,在四百年的西學東漸中,我們的文化也融入了大量西方具有時代性和進步性的文化觀念,這豐富了我們的文化觀念,使中華文化在當代呈現出一種既不是完全的西方當代文化,又不是完整的中國傳統文化這樣一種混雜而嶄新的文化形態。作為后發現代化國家的中國,我們的文化表達和敘述已經不再是按照它的自然邏輯的表達和敘述,中國文化的自然發展史從清后期已經被打斷,被強行納入西方文化主導的世界文化體系之中。當下崛起的中國希望在西方主導的文化體制中重新獲得平等的對話權力,這將是一件十分艱難的事!我們感到一個大國的崛起必然是文化的崛起,中國三十多年的快速發展中,資本這個雙刃劍也將人們引向拜金主義;濃重的重商主義的風氣在給我們帶來前所未有的思想開放的同時,也給我們的思想與文化的發展帶來了前所未有的尷尬與困惑,給文化的崛起帶來前所未有的困境和艱難。這表現在兩個方面:其一,中國學術界對近四百年西學東漸的歷史尚未完成系統的研究和梳理,對自己的近代思想文化史尚未完成系統的說明和整理,尚未形成一個成熟的中國當代文化體系,西學、國學、馬克思主義處在一個艱巨的磨合期。而由于中國快速的崛起,我們不得不面臨向世界重新說明中華文化的價值。如何完整地表達中國文化的價值和世界性意義?其二,近代中國的歷史和思想證明,對封建思想的清理仍是一個長期任務,“文化大革命”的悲劇就在眼前,現實生活中沉渣時有泛起。文化自覺和自信表現在兩個側面,一個是始終對自己的文化持一種清醒的認識,批評其漫長的歷史中的文化痼疾,使其文化的主流和底色凸顯出來,成為民族文化的優秀傳統。在這個意義上魯迅并未過時,盡管在當時的條件下,作為思想家和文學家他的一些用語顯得激進,但其自省精神仍是我們重建中國文化的精神來源。正像沒有伏爾泰、尼采這些西方文化內部的批判者就沒有西方文化的不斷更新一樣,崛起的中國仍需要從這樣的維度思考問題。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的另一個方面就是,在文化心態上必須對自己的歷史文化敬重,將其作為文化大國崛起的基礎。因為,在新時代被重新解釋的中國思想和文化的主線肯定是以傳統文化為底色展開與敘述的,中國的現代之路肯定會走出一條自己特色的中國道路。一切以西方文化為師的時代過去了:中國這樣有著世界唯一從古到今傳承不斷的大國,它的精神價值的主流不可能是生硬地將西方當代文化嫁接到中國文化的復興之中。由此,在“文化底色”與“轉換型創新”之間就出現了緊張,這就是我們在文化走出去中如何處理歷史中國與當代中國的文化關系?如何說明中國傳統的當代意義?習近平總書記在2020年8月全國宣傳思想工作會議上提出“四個講清楚”:“宣傳闡釋中國特色,要講清楚每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傳統、文化積淀、基本國情不同,其發展道路必然有著自己的特色;講清楚中華文化積淀著中華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發展壯大的豐厚滋養;講清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是中華民族的突出優勢,是我們最深厚的文化軟實力;講清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植根于中華文化沃土、反映中國人民意愿、適應中國和時代發展進步要求,有著深厚歷史淵源和廣泛現實基礎。”這里已經將傳統中國文化和當代中國文化做了一個統一的表達,將歷史和現實置于統一的中國傳統中國文化的基礎之上。這對于厘清當下的一些思想混亂是十分重要的。文化走出去,中國古代文化在世界的傳播任務的完成,首先是傳播者對自身文化清醒的認知與充分的理解。唯有此,才能在世界范圍內說明中國文化的價值、中國道路的意義。顯然,困境在于我們自己。而社會轉型期的動蕩與矛盾重生,又給我們理解與說明這個快速發展的中國增加了困難,中國思想和文化處在前所未有的混亂時期,一個百家爭鳴的時期,一個新思想誕生的前夜。如何在歷史的表象中洞察到歷史的真諦,越過思想的表層,揭示中國文化的當代價值和世界意義,這是中國思想界的重要任務。我在《東方的希望》一文中表達了對重建中國文化和學術的思考,說明了向世界說明中國文化價值的意義與當代困境。我是這樣寫的:2011年是辛亥百年,百年來的中國是在向西方學習中發展與變遷的。百年歐風美雨給了我們那些東西呢?當代經濟學家溫鐵軍先生從經濟學的角度總結了百年辛亥以來的基本經驗,他認為“在經濟基礎的洋務運動和上層建筑的戊戌維新之后,中國已在教育、軍事乃至政治體制上采取西制。……后來我們知道,引進西制及人才沒能救活被內外戰爭搞得財政崩潰、地方弄權的清王朝”。而民國之亡,很少人注意從整個世界經濟和西方的危機的角度加以考察,他認為1929—1933年西方大危機所導致的中國白銀大量外流已經埋下了國民黨失敗的種子,“所以說,民國先亡于無儲備之西制財政金融崩潰,后亡于無軍餉之西制軍事失敗。天可憐見的,西制也沒能救民國”。對今天來說,溫鐵軍認為“有個現實需要承認:辛亥逾百年,中國至今仍是不得不承擔西方國家轉嫁過來的制度成本的后發國家。如果沒有另辟蹊徑的創新能力,則難逃玉石俱毀之宿命”。他的結論是:“告別百年西制崇拜。”[9]盡管對溫鐵軍的觀點也有爭論,但一些人沒有看到,他并不是否認百年來向西方的學習,而是以一個經濟學家的視角,從長時段的百年世界經濟發展的角度,說明今天的世界經濟仍在西制之中,在這樣的體制中的中國的發展面臨著一個根本性的問題,即如何對待這個四百年來已經統治全球的西方制度,如何超越這個制度的不足,中國發展的真正困局在此。這是中國百年來的一個結:我們以西為師,但老師總是在欺負學生。正是這樣的結,使新中國走上一條獨特的想超越老師的道路。中國的超大的國土,超長的歷史文化,超多的人口,使我們這種“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的夢想屢屢受挫,只好耐下心來向這個“總是欺負學生的老師”學習,但心中不爽。而今天,當我們在奮斗中走到了中心時,這樣的念頭自然在心中涌動。其實,不僅僅是在經濟上,在文化上亦是如此?,F代化源于西方,對歐美來說,現代化與文化意識的解放、自我的實現是同步的,但當歐美的現代化向全球擴展時,西方在全球的發展給殖民地國家帶來的是災難。在黑格爾所說的“歷史的狡計”中,后發現代化國家被帶上西方所開辟的現代化軌道,在災難中并非沒有進步。歷史在“惡”中進步,精神也得到釋放?;蛟S像王船山所說的“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罷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存乎神道……”。但必須看到作為后發現代化的國家,其文化上的內在矛盾一直內存于我們的精神之中。在我們追求現代化的過程中,其文化在接受西方優秀文化的同時,也同時已經受制于‘文化帝國主義’的控制?;蛟S對那些歷史短暫的小國來說,西方文化這些洋玩意還能完全被接受。但對于歷史文化比西方文化還要久遠的中國來說,這幾乎是不可能的,環看今日中國的文化,本土的文化已經面目全非,但它仍在我們的生活中,隱隱地在我們精神世界的深處。而在表層的生活中,我們的確已經完全西化了,甚至在如何表達自己文化上都已經有了困難,因為言語已經完全辭不達意。崛起的中國在自身文化和已經進入自己骨髓的西方文化之間痛苦地徘徊和掙扎?;蛟S我們像中國古代文化吸收佛教文化的歷史那樣,當下的混亂和苦惱只是因為張載未出,“二程”顯世還有待時日,總有一天中國會象消化佛教那樣把一百年來的西方文化徹底消化,讓新的“宋明理學”再生,新的“朱熹”橫空出世,把中國文化提升到新的世界高度。但西方文化和東漢后進入中國的佛教文化有著根本性的區別,這或許只是白日做夢。目前的現實是,走向世界強國,中國已經是指日可待;走向文化強國,結束百年來中西混雜,重建一個立足自身文化之根而又有強烈時代感,將西方文化化解于其中的新的中國文化形態尚未出現。應該清醒認識到,雖然地理大發現后西方文化漸成強勢文化,但東方有著比西方文化還要悠久的文化歷史,有著自己完全獨立于西方的一整套的價值體系和精神世界。[10](本文根據北京外國語大學中華文化國際傳播研究院首席專家張西平2020年11月12日做客中央社院共識大講堂錄音整理,略有刪改)


注釋:
[1] (英)S.A.M. 艾茲赫德:《世界歷史中的中國》,姜智芹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8-269頁。
[2] (法)伏爾泰:《風俗論:論各民族的精神與風俗以及自查理至路易十三的歷史》,梁守鏘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版,第73頁。
[3]  萊布尼茨編,梅謙立等譯:《中國近事:為了著涼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第1頁,大象出版社2005年。
[4]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吳象嬰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62頁。
[5]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吳象嬰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65頁。
[6] (美)斯塔夫里阿諾斯:《全球通史:1500年以后的世界》,吳象嬰等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876頁。
[7] (美)威廉·W. 凱斯等編:《中國的崛起于亞洲的勢力均衡》,劉江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14頁。
[8]  張西平:《中國和歐洲早期宗教與哲學交流史》,東方出版社2001 年版。
[9]  溫鐵軍:《告別百年西制崇拜》,載《環球時報》2011年9月16日。
[10] 張西平:《東方的希望》,載《中華讀書報》2012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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