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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簡帛《老子》研究述評

來源:北外國際漢學 作者:李真真 時間:2021-09-24 08:38

 :美國漢學家關于簡帛《老子》文本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老子》的英譯、文獻學及文字學研究三個方面。本文通過對美國簡帛《老子》研究的相關論著的整理分析發現,美國漢學界一直密切關注中國國內考古發現,尤其是出土《老子》的相關動態。積極開展與中國學者的平等對話和交流。研究的角度多樣化,研究領域也從單純的文本翻譯拓展到文獻學、文字學、歷史學、宗教學、哲學等方面。關鍵詞:《老子》 簡帛 美國漢學中圖分類號:B223.1 


引 言

美國的漢學研究起步于19世紀后期,發展到現在,美國漢學涉及歷史、宗教、文化等諸多領域。美國漢學家關于中國簡帛文獻的研究與中國境內的出土文獻研究相伴,并且長期互動發展。近幾十年來,西方學者對于中國出土簡帛文獻的熱情始于1973年馬王堆3號漢墓的發掘,進入20世紀80年代,特別是90年代以后,郭店楚簡、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等大宗簡帛材料陸續刊布,美國漢學界迎來了“簡帛時代”。中國簡帛學儼然成為美國漢學研究中的顯學,而其中簡帛《老子》更是引起了美國漢學家的極大關注,并取得了豐碩的研究成果。下文主要介紹近年來美國漢學家關于簡帛《老子》的研究成果并加以評述。

一、有關馬王堆帛書《老子》研究

1973年12月,長沙馬王堆漢墓出土了帛書《老子》甲本和乙本,這批材料一經公布立刻引起了美國漢學界的高度重視,1975年,《早期中國》(Early China)就刊登了王安國(Riegel Jeffrey)的文章《最近〈考古〉和〈文物〉雜志關于馬王堆2號和3號漢墓文章的摘要》(“Summary of Some Recent Wenwu and Kaogu Articles on Mawangdui Tombs Two and Three”)。1976年該刊又刊載了夏德安(Donald Harper)和王安國合作發表的文章《馬王堆3號漢墓所出土的文獻》(“Mawangdui Tomb Three Documents”)。與此同時,加拿大華裔學者冉云華(Jan Yin-hua)也發表了《簡帛學研究簡明目錄》(“A Short Bibliography of the Silk Manuscript”)。這三篇文章對馬王堆漢墓出土的簡帛文獻做了比較詳細的介紹,在此基礎上,美國漢學家們圍繞馬王堆帛書《老子》展開的研究可分為以下三個方面。


《早期中國》2014年8月號書影
 
 (一)馬王堆帛書《老子》的英譯
西方漢學界最先出版馬王堆帛書《老子》英譯本的是香港中文大學教授劉殿爵(Din Cheuk Lau,1921—2010),他在1982年出版了帛書《老子》的首個英譯本,名為《中國古代經典:道德經》(Chinese Classics: Tao Te Ching)。美國漢學界最先英譯馬王堆《老子》的是美國達特茅斯學院(Dartmouth College)宗教系教授韓祿伯(Robert Henricks),他在1989年出版了專著《德道經:基于馬王堆新發現帛書的新譯本》(Te-Tao Ching: A New Translation Based on the Recently Discovered Ma-wang-tui Texts)。韓祿伯是美國從事早期中國研究的泰斗級人物,以馬王堆《老子》甲乙本的研究馳名海內外。該譯本前面有《總論》,介紹《老子》和馬王堆帛書的概貌。該譯本以馬王堆《老子》乙本為底本,甲本作為補充。正文的第一部分是《老子》的英譯文,第二部分是馬王堆《老子》甲乙本的中文文本。作者在譯本中使用大量的注解來說明馬王堆《老子》甲乙本與傳世本之間的區別。自1989年至1993年,該譯本在美國和歐洲連出七種版本,在英語世界頗具影響力。



 
劉殿爵
 
1990年,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亞洲與中東研究系教授梅維恒(Victor Mair)出版了《道德經:關于德與道的經典》(Tao Te Ching: The Classic Book of Integrity and the Way)。梅維恒是美國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和英國倫敦大學(University of London)的雙博士,是美國從事古漢語翻譯最重要的人物之一。該譯本以馬王堆《老子》為底本,《德經》在前,《道經》在后,參照今本章次,分句分段,依照順序翻譯。在《前言》《后記》以及《附錄》中,梅維恒使用了很大的篇幅討論《老子》與古印度的《博伽梵歌》(Song of God)的關系,他發現這二者有很密切的聯系。
 

梅維恒《道德經:關于德與道的經典》
 
(二)馬王堆帛書《老子》的文獻學研究
關于美國馬王堆帛書《老子》的文獻學研究,韓祿伯和鮑則岳(William Boltz)用力最深。韓祿伯除英譯馬王堆《老子》外,還就馬王堆《老子》的文本發表了一系列文章。1979年,他在《通報》(T’oung Pao)發表《馬王堆帛書〈老子〉與王弼本〈老子〉比較研究》(“Examining  the Ma-wang-tui Silk Texts of the Lao-tzu: With Special Note of Their Differences from the Wang Pi Text”)。該文把馬王堆《老子》與傳世王弼本《老子》進行比較,分析了馬王堆《老子》和傳世本的異同。馬王堆《老子》的出土使得韓祿伯重新考慮傳世本《老子》的分章問題,他連續發表了兩篇文章,即《論〈老子〉的分章》和《再論〈老子〉的分章》,韓祿伯指出,可以用兩種思路去研究《老子》的分章問題:“一是通過考察《老子》版本源流來看歷史上有關《老子》分章問題的各種觀點;二是通過我本人對原文不帶任何成見的仔細閱讀(就像我從來沒有讀過其他版本那樣),來確定應該以什么為依據和在何處分章。”當然,韓祿伯的文章也有一些問題,其中最為突出的是,他設想了一個《老子》“原本”,他把那些更符合邏輯的分章當作更接近《老子》的“原本”,但實際上,這個“原本”其實并不一定存在。對《老子》早期傳本結構不能以簡單的“優”與“劣”或“原本”與“非原本”來評價。另外,韓祿伯還對馬王堆《老子》文本進行了詳細的注釋與評論,并仔細對比分析了馬王堆《老子》與傳世本在字詞、句式上的差異。韓祿伯的其他相關論文還有《馬王堆〈老子〉及其成書年代考》(“The Ma-wang-tui Manuscripts of the Lao-tzu and the Problem of Dating the Text”)《馬王堆〈老子〉異文研究》(“A Complete List of the Character Variants in the Ma-wang-tui Textsof Lao-tzu”)。鮑則岳是美國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東亞語言文學系教授,深受西方文獻批評理論影響。他在《文獻批評與馬王堆〈老子〉》(“Textual Criticism and the Ma Wang Tui Lao Tzu”)一文中批評了劉殿爵在英譯馬王堆《老子》時所犯的錯誤,即沒有弄清楚異文的類型,錯把字形變異當作詞匯變異,從而造成了翻譯的錯誤。鮑則岳在《閱讀早期〈老子〉》(“Reading the Early Laotzyy”)中就中國文獻批評理論及如何對待出土文獻的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觀點。他認為西方漢學家對待諸如馬王堆《老子》此類出土文獻并沒有一個公認的文獻批評理論,因而導致了學者們的一些極端的觀點。出土文獻的價值是在于改正傳世文獻,還是為相關文獻提供一種新的解讀,亦或在于證實傳統的解釋?異文是如何產生的,是不同學派的不同觀點所致,還是抄手的抄寫失誤所致?如果我們把某個字單純地當成一個錯誤或許也不太妥當,因為即使異文的出現是一個錯誤,也可能是當時宗教、文學和社會背景變化的反映。這些觀點都很值得國內學者借鑒。鮑則岳還在《從馬王堆帛書看想爾〈老子〉的宗教和哲學意義》(“The Religious and Philosoph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Hsiang erh’ Lao Tzu 想爾老子in the Light of the Ma-wang-tui Silk Manuscripts”)一文中將想爾本、馬王堆帛書本、王弼本和河上公本這四個版本的《老子》進行比較。他認為,有些地方想爾本與通行本相同,而與帛書本不同,這表明東漢時期《老子》版本彼此相近,但與帛書本不同。還有些地方是想爾本與帛書本相同,而與通行本有異,這表明想爾本更接近老子原本,也說明想爾本是漢代道教形成時期的一個注本,比王弼本或河上公本都早。由此他得出結論:想爾本比任何其他后來的文獻更接近于帛書本,想爾本優于王弼本,更優于河上公本。
(三)馬王堆帛書《老子》的文字學研究
有關馬王堆帛書《老子》的文字學方面的研究最值得談的是鮑則岳和李孟濤(Richter  Matthias)。鮑則岳在《馬王堆帛書及其傳世本之比較》中談到漢字的字詞關系問題,他指出:“在閱讀傳世本時,我們總是不自覺地把詞和字聯系在一起,如此地習慣成自然,以至于經?;煜?lsquo;字’、‘詞’兩個概念本身,不經意地把‘字’叫作‘詞’,而不去考慮它們之間實際的關系。”因此,在閱讀古文獻時,遇到異文當首先區分這個異文是詞匯的變異還是書寫的變異。鮑則岳使用這個方法分析了馬王堆《老子》甲乙本、河上公本和傅奕本中的異文,并指出有些中國學者時常犯字詞不分的毛病。鮑則岳的這種分析方法是科學的,不過,他在比較分析《老子》的帛書本和傳世本中的異文時,時常比較抄本(即帛書本)和刊刻本的字形,這顯然是不妥的,因為二者沒有可比性。李孟濤是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博爾德分校(University of Colorado Boulder)亞洲語文系教授,多年來一直很重視文本的研究,強調文獻原來的狀態,他提出了用文字字形批評理論來分析馬王堆《老子》異文的觀點,并從書寫習慣角度提出了不少獨到的見解。他在《馬王堆〈老子〉中的異文分布情況研究》(“Towards a Profile of Graphic Variation: On the Distribution of Graphic Variants Within the Mawangdui Laozi Manuscripts”)中將帛書《老子》的異文分為非結構性異文和結構性異文。所謂非結構性異文是指文字形體的變化,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異寫字。結構性的異文是指文字結構發生變化或者使用同音字代替,就是我們通常說的通假字。異文的分析可以幫助我們辨別這些文獻出自不同的寫手,還可以根據它們的來源建立彼此之間的關系。最后李孟濤指出,馬王堆帛書《老子》甲本和乙本并不是出自同一個抄手,在抄寫風格上,乙本要比甲本顯得更正式。李孟濤在《古代文獻的演變:馬王堆帛書甲本〈老子〉第八章為例》一文提出一種新的寫本釋讀方法:我認為,讀古代中國手抄本的時候,我們最好先依據手抄本本身的文字書寫規范來斷定讀法,這是最首要的標準。其次,是看文本內在的邏輯意義有沒有矛盾。再次,是看傳世文獻跟手抄本的平行文本。最末才是運用一般的古代漢語用法和當時的正字法。李孟濤用這種方法分析了馬王堆《老子》甲本“第八章”的釋文,他認為中國學者將“上善治水”讀為“上善似水”和將“水善利萬物而有靜”讀為“水善利萬物而有爭”是不恰當的。不能將馬王堆《老子》和傳世本《老子》進行簡單的比附,把它們的不同之處強行解釋為書寫錯誤或通假字了事。他最后指出:我只是想強調在古代中國文本中存在的版本的多樣性遠比我們假設的情況要復雜。遇到不同的版本時我們應該把每種版本當成一個獨立的個體來認真對待,而不是把一種版本與其他版本的區別一律當成是書寫錯誤或者通假字。
(略去第二、三節)
(李真真:重慶郵電大學國際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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